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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昌明:從“莫談國事”說起 ——兼論毛主席的“人民民主”思想
點擊:  作者:錢昌明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9-11-26 10:49:59

 

看過老舍先生三幕活劇《茶館》的人,都知道在“裕泰”茶館的墻壁上,貼有一張醒目的告示:“莫談國事!”反映了晩清、民國時期,統治者不準普通百姓“妄議”國家大事的蕭煞。誰如果不遵守這一條,很可能招來牢獄之災、甚至殺身之禍!劇情中正直、愛國的常四爺,不就是因為不小心講了一句“大清國要完”,就被投進了監獄?

舊中國因何衰弱?極而言之,全因禁止百姓過問“國事”。國人不問“國事”,“老百姓”只知“為己”、“自私”;結果,全國“一盤散沙”,國必弱。堂堂大中華,偏受小日本之欺。一場抗日戰爭,導致3500萬同胞的死傷!出了多少“漢奸”?這全是反動政治造成人們“自私”、“利己”之惡果。國人啊,歷史用鮮血書寫的民族記憶,可千萬不能忘噢!

“國事”者,原本是國家之事,攸關國人命運,自然會引發蕓蕓眾生的關切。按理,庶民過問政治,理當鼓勵。然而,幾千年的封建專制統治,剝削階級壟斷權力,帝王將相——“精英”治國,遵循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理念,歷來不準“草民”過問政治。

1912年起,雖說是“民國”了,可是,從復辟帝制的袁世凱到獨夫民賊蔣介石,有哪一天允許你“民主”過?!特別是在“國民政府”時代,處處有“中統”、“軍統”的“關照”,只要誰敢“民主”、“愛國”,誰敢“妄言”政府政策,就會有楊杏佛(著名民主愛國人士,1933年被特務暗殺)、史良才(《申報》總經理,1934年被國民黨特務暗殺),以及李公樸與聞一多(均為民主愛國人士,先后在1946年被特務暗殺)的下場!一雞被殺,眾猴皆儆!自此,普通百姓,誰還敢作聲?

直到1949年,古老的中國再一次改朝換代。毛主席、共產黨領導建立了新中國,“改天換地”,這才顛覆了“精英”壟斷政治的傳統。共產黨、“土八路”代表工農勞苦大眾——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建立起“人民政權”。政府執政,宗旨就是“為人民服務”,強調的是走群眾路線,目的就是為了讓“老百姓”來過問“國事”。

建國初期,面對的是一個“爛攤子”。外有美帝的軍事威脅,內有百萬“匪亂”;內憂外患,百廢待興。怎樣紓解困局?毛主席號召人民群眾起來當家作主、積極關心“國事”,開展“三大運動”(土地改革運動、“鎮反”運動、抗美援朝運動),“老百姓”紛紛奮起,群策群力,果然無往而不勝。

事實勝于雄辯:僅僅三年時間,國家面貌大變。經濟恢復,政治穩定。一場抗美援朝戰爭,打敗了17國聯軍,盡洗百年國恥。足見:“老百姓”——人民群眾起來之日,就是國家強盛之時。新中國崛起之秘密就在于此。

早在1945年7月,毛主席在與黃炎培的“窯洞對”中,就講過:要打破“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興亡周期率,“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只有人人起來負責”,這就是毛主席的人民民主思想,也是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民主的內核。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民主,是群眾史觀的集中反映。把它換成大白話,就是要想方設法讓底層“老百姓”來過問“國事”!當家作主。

幾千年的階級社會,“民主”是統治階級享受的“專利”,是少數“精英”特權人物所擁有的“奢侈品”。對被統治階級來講,歷來只有被專政的份。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奴隸、農奴根本不被視為“人”;即便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工人階級仍是“雇傭奴隸”。資產階級在推翻封建專制主義統治后,實行了資產階級民主政治,這無疑是歷史的一大進步。然而,其結果還是傳統的“精英”治國。資產階級民主最終淪落為一種“虛偽的民主”,“只供富人、只供少數人享受的民主”,這是由“資本民主”的本質決定的。唯有社會主義才可能真正實現人民民主——無產階級民主。

《共產黨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

無產階級從資產階級那里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這為實現無產階級民主創造了條件,但并不等于這就是無產階級民主本身。要讓往日的“雇傭奴隸”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自己來管理國家,行使主人翁的權利,這還得在社會主義革命偉大實踐過程中,不斷進行探索、創建與完善。

完善的無產階級民主,不僅是無產階級勞動人民擺脫階級剝削、階級壓迫,獲得解放的需要;更是深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共產主義之必須。從某種意義上講,社會主義新中國建立后——毛主席的后半生,就一直在為創立這一無產階級民主作不懈的探索與實踐。

第一,鼓勵人民群眾過問“國事”,“讓人民來監督政府”。

建國僅半年,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便出臺了《關于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允許公開批評政府機關領導,這既是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需要,更是共產黨執政后自身建設采取的重要舉措。目的是貫徹、落實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精神,防止領導干部被權力腐蝕,強化不論職位高低,都必須接受人民群眾公開監督的觀念。期間,中央對“黃逸峰事件”的處理,就是最能說明問題的一個典型。

黃逸峰是一位1925年入黨的“老革命”。歷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江蘇省委候補委員、全國鐵總秘書長等職。建國后,任上海鐵路局局長兼黨委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交通部長兼黨組書記,兼任下屬的華東交通專科學校校長。

1951年12月3日,《人民日報》“讀者來信”欄刊登《上海華東交通專科學校存在混亂現象》來信,批評校領導不改善教學設備,卻為開學典禮搞鋪張浪費。批評者署名“上海華東交通專科學校一群學生”。 事發后,兼任校長黃逸峰聽了匯報,竟指示追查投稿人。在查出福建籍學生薛承鳳是該文作者后,又對其施加壓力,逼令其退學。《人民日報》接到薛承鳳的申訴,認為事態嚴重,將薛的來信轉給中共中央華東局辦公廳處理。面對華東局紀委的調查,黃采取不予理睬的傲慢態度,拒絕檢討;導致華東局組織部向中央作了匯報。毛主席獲知黃逸峰壓制批評的事實后,在一份材料上寫下了“壓制批評,輕則開除黨籍,重則交人民公審”的批示。此后《人民日報》為此發了社論《壓制批評的人是黨的死敵》,并公布開除黃逸峰黨籍的決定,撤銷其本兼各職。

“黃逸峰事件”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的反響。它在上世紀整個50年代,對鼓勵“老百姓”過問‘國事’”,“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推進黨員干部隊伍創建勤政、清廉政風,起了具有不可磨滅的作用。

聯系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教訓。如果要問:強大的社會主義蘇聯,為何會在一夜之間突然崩塌?當戈爾巴喬夫宣布解散蘇共中央時,多達2000萬的蘇共黨員,為何“竟無一人是男兒”?這里邊的原因固然很復雜,但有一條確鑿無疑的原因是:長期來蘇聯沒能建立起完善的無產階級民主制度,缺乏一個有效的“以下制上”的監督機制。正是因為缺乏完善的無產階級民主,普通“老百姓”不能過問“國事”,長期來未能“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導致上層領導集團的不斷蛻化變質、腐敗墮落,最終幫助西方在蘇聯完成了復辟資本主義的“顏色”革命。這不能不說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沉痛教訓!

第二,鼓勵人民群眾過問“國事”,“人人起來負責”。

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信奉的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群眾史觀。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勞動人民成了國家的主人,理該摒棄“精英”政治,走群眾路線。而要保證人民群眾起來過問“國事”,就得實行無產階級民主,讓他們擁有真正的民主權利。

1954年,毛主席在親自主持制訂新中國第一部憲法——《五四憲法》中,就明確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必須依靠人民群眾,經常保持同群眾的密切聯系,傾聽群眾的意見,接受群眾的監督”;“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違法失職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有向各級國家機關提出書面控告或者口頭控告的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其后,在1975年修訂后的《七五憲法》中,又進一步增加了“四大”,對無產階級民主作了完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形式。國家保障人民群眾運用這種形式,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以利于鞏固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在公民權利中,又增加了“罷工的自由”權。

人民群眾只有真正擁有上述民主權利,才有可能去過問“國事”。

除了上述進入國家憲法條文的法定民主權利外,在毛主席的著述中,更是一再闡述、強調“人民群眾是國家的主人”,“共產黨人只是人民的勤務員”思想。對此,筆者已無須作專題論證,僅廣大人民群眾耳熟能詳的“主席語錄”就有: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我們一切工作干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

“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錯誤,定要改正,這就叫向人民負責”。

“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

“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
……

毛主席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實行人民民主,完善無產階級民主,直接關系到整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成與敗。人民群眾不僅應該關心“國事”,而且還應全面積極介入。1960年毛主席在閱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曾就完善無產階級民主問題發表了新的見解。認為:“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這就不只是要“老百姓”過問“國事”問題;而是要人民群眾對“國事”——包括上層建筑領域在內的各部門,擁有全面的“直接管理權”問題。這是毛主席在無產階級民主問題上的理論探索,是對科學共產主義理論的一大貢獻。

馬克思講得好:“一步實際運動比一打綱領更重要”(《哥達綱領批判》)

為了讓國人都能起來關心“國事”,讓人民群眾“人人起來負責”,毛主席在實施無產階級民主的具體實踐過程中,采用了群眾運動的途徑。通過放手發動群眾,讓人民自己起來當家作主,直接參與“國事”,從而增強主人翁意識,提高政治覺悟,提高“人人起來負責”的自覺性。

回顧歷史,在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中,正是因為有了毛主席的“人民民主”思想,有了他對無產階級民主的探索與實踐,才極大地提高了中國人民的政治覺悟和主人翁意識。由此,也才可能在黑云壓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受挫折、處于低潮的日子里,中華大地仍會涌現出無數毛澤東思想的忠實信徒,堅持對科學社會主義的執著。

若問:毛澤東時代物質貧乏,為何卻能“強國”?簡而言之,就是毛主席能動員國人都來關心“國事”,探索、實踐無產階級民主,推行“人民民主”。這就是毛澤東時代戰無不勝的根本原因。

歷史的正面經驗和反面教訓,都已證明了一條真理:鼓勵“老百姓”起來關心“國事”,國必強盛;壓制“老百姓”關心“國事”,國必衰亡。


(作者系昆侖策特約評論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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