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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映真|香港,殖民不等于文明開化!
點擊:  作者:陳映真    來源:“保馬”微信公號  發布時間:2019-11-25 20:38:19

 

【保馬原編者按】

教育事關意識形態領導權的爭奪,通識教育更是“意識形態交鋒”的重要場地。

 

翻開香港的教科書,《明名高中通識教育-今日香港》在“社會轉變下的身份認同”段落里,把“驅趕內地游客”、“噓國歌”、“提倡‘港獨’”等不當甚至違法行為稱為“戰斗”,而其他反應則被貶低為“逃跑”、“靠攏權力”或“投降”。有關內容被批刻意挑動香港與內地對立,同時美化極端違法行為,灌輸學生錯誤觀念。而在教輔資料《奪星起步點通識教育答題萬能key》提及現代中國改革開放相關內容時,除開頭簡單提到經濟高速發展,幾乎一面倒闡述負面問題,包括“三農問題”、“農民工”、“留守兒童”、“貪腐問題”等,但鮮有提及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機遇。以通識科理應正反觀點并舉而言,有偏頗之嫌。

 

這樣的基礎通識教材必然無法培養香港青少年的民族認同感,反而可能成為灌輸仇警、鼓吹“占中”、歪曲事實、立論主觀、美化違法的“政治宣傳品”,也成為培養“殖民地遺民”的溫床。香港的通識教育或許應該為今日“反中亂港”負有一定責任。

 

而近日在大陸,電子科技大學一位老師因貶低四大發明而被指認為“師德失范”,一時網絡一片嘩然。在通識教育這一“意識形態交鋒”的場域上,行政官僚們還拙于應付不同聲音,只能以僵硬的行政手段進行壓制,不能鼓勵說服和斗爭。這樣的教育和管理方式,不能適應時代的發展,只能離領導權越來越遠。

 

本次推送的是陳映真先生為《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一書所寫的評論,文中回顧了港英統治時期殖民地香港的貪腐混亂以及為少數特權階層所享有的所謂“民主”;梳理了世界殖民體系解體后英美等國為繼續滿足其帝國霸權所采取的“經濟殖民主義”新策略。以陳映真先生為代表的臺灣左翼斗爭經驗,提醒我們,民族的獨立和解放問題不能脫離第三世界的殖民歷史來看待,更不能抽象為“民族主義”等概念來討論。無論是臺灣還是香港,“統一”、“回歸”并不只是一個主權問題,也事關改變冷戰形成的殖民結構的問題。主權的回歸最為關鍵,但“人心”的回歸則是一項需要持久努力的工程。

 

本文初刊于《人間網》與《海岸線》轉載時,原題為《傾聽充滿正氣和洞見的聲音:<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讀后》,收入人間書版時,副標易為《出版者的話》,并增補末段文句。本次“”保馬“推送轉載自公號“活字文化”。推送題目為”保馬“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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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聽充滿正氣和洞見的聲音

——《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讀后

陳映真

杜葉錫恩女士,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便來到香港,在香港居住超過半個世紀,見證了香港從殖民時代走向回歸的歷程。杜葉錫恩女士以一個外國人的眼光審視發生在香港的一事一物,分析和透視了香港在殖民時代及回歸后的種種變化,讓讀者從中了解到香港社會五、六十年代,回歸過程中,以及回歸后一系列備受關注的事件。要了解長達半個世紀的香港社會,杜葉錫恩女士書中的敘述的事情,展現的香港社會概貌,給我們提供了一批香港長達半個世紀以來的珍貴資料,幫助讀者在閱讀本書時對香港半個世紀的認識和理解。

 

《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2003年由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英文版,推出市場之后,反應甚好。不少讀者認為,應該為此書出版中文版。為此,香港文匯出版社接受杜葉錫恩女士的要求,為本書的英文版作了翻譯,并且推出市場,以饗廣大讀者。

 

本文為陳映真先生為《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所寫書評。

 

在第二次大戰前,全世界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地區和國家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殖民地,在十六世紀西方“地理大發現”時代重商主義的掠奪,意味著對黃金﹑白銀等貴重金屬的搶掠﹑奴隸勞動的貿易和殘酷役使、殖民主義貿易的商品作物的榨取,以滅族為代價的土地掠奪。迨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工業資本帝國主義的瓜分地球,則意味著強行鴉片貿易,毒害全民族;也意味著不平等條約的重重枷鎖下獨占海關、路權、內河航行權,劃分勢力范圍和租界,割占殖民地,傾銷宗主國的工業產品;政治、軍事的控制;使殖民地經濟完全附屬于宗主國獨占資本主義的利益,更不必說對殖民地心靈、文化、歷史和傳統的嚴重挫傷和扭曲。


二次大戰結束后,一些宗主國如德﹑意﹑日﹑英等在戰爭中受挫,力不從心。以蘇聯為中心的世界民族解放運動風起云涌,戰前的殖民制度無以為繼,帝國主義各國采取了新的方略,企圖保持和延續昔日殖民地的利益。于是在殖民地反帝斗爭的浪潮下,佯為給與前殖民地形式上的政治獨立,骨子里拉攏舊殖民地時代培養的買辦精英,保證前宗主國在前殖民地的利權,是謂之“新殖民主義”。

二戰末期,蔣介石曾向同盟國表示過戰后自英國收回香港的意向,據說也獲美國同意。但丘吉爾堅持繼續殖民英軍根本無法保護使之免于淪日的香港,在列強姑息﹑蔣介石無力力爭情況下,當日章旗在戰后香港降下,大英帝國的米字旗又在香港戰后的天空飄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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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科書鼓吹“占中”


一九五〇年六月,韓戰爆發。東西冷戰達于高峰。以美國為首的資本霸權主義,在遼闊的第三世界前殖民地打擊反新殖民主義的民族民主運動,扶持和鞏固親美英的反共法西斯政權,以白色恐怖的“國家恐怖”﹙State terrorism﹚殘酷清洗自戰前殖民地時代以來就進行反帝、反封、反殖的人、歷史、思想和價值。而在舊殖民地時代中與殖民勢力合作的買辦精英,則在極端反共意識形態統治一切的時代,不僅得以延命,而且與新殖民主義外國主子和其國內的代理人相溫存而輝煌騰達。

而于是殖民制度“結束”、恢復了政治“獨立”后,對殖民歷史徹底反思和清理的機會,因反共冷戰體制的統治而喪失。殖民主義下悲慘、抑壓的歷史,一變而為“落后”的殖民地化前的社會帶來“現代化”的歷史。日本人說,日本侵略東南亞的戰爭為今日亞洲的獨立和經濟發展奠基。日本人和少數不肖的臺灣人,異口同聲說,日本統治帶來以日語為“國語”共同語的制度,帶來現代文官制度下廉潔﹑效率的統治;帶來了公共衛生,現代教育……。總之,殖民化即現代化!

一﹑殖民地香港普遍﹑深重的腐敗

戰后,在廣大亞非拉地區前殖民地作家﹑思想家﹑社會活動家有不少人以文學作品﹑評論的形式,揭發和控訴殖民地歷史中的傷痕與罪行。在日據下的臺灣新文學作品中,絕大多數──除了一九四〇年初極少數“皇民化文學”的“作品”外,都描寫日本殖民地下臺灣生活的壓迫、艱難、貧困化和反抗,寫日本統治者的殘暴與腐敗。但這些文學,在一九五〇年后,都被歸類為“左派”文學,橫遭臺灣國府當局禁閱,而逐漸湮滅。一九五〇年后編入反共“自由世界”的臺灣,受美﹑英﹑西方反共、西化思潮的統治,滿腦子親美思想,根本沒有脫殖民和殖民史批判意識。

而重新淪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知識分子成為對宗主國效忠,編入英殖民地統治下政治和文教官僚體系,成為殖民地“合作精英”﹙Collaboratingelites﹚,從而也長期沒有激活“脫殖民”的思想理論工程。

因此,一九五〇年后的臺灣,“殖民主義有功”、“殖民制度帶來現代化”之論,在精英中占主流地位,和前宗主國“學界”互相唱和。在臺灣,誰要主張殖民地體制的不是,誰就是“共產黨”﹑“民族主義份子”和“親中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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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香港亂象不斷,連續發生非法暴力事件,更有網絡電視臺主持人放言:“我下輩子再投胎,我寧愿做英國狗拉出來的那坨狗屎上面的那粒蒼蠅,都不肯做你支那人。”


就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中,去年八月,在香港居住了五十四年﹙一九五一——﹚的英國人杜葉錫恩﹙ElsieTu 1913——﹚女士出版了一本對“殖民地后”的歷史都不曾清理過的港臺皆有重要思想與現實意義的書﹕《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英文原著書名Colonial Hong Kong In theEyes of Elsie Tu,香港大學出版社。中文版隋麗君譯,香港文匯出版社﹚,瀝述了一個有堅定的正義感、追求公平正義不妥協,批評英國在港殖民制度的歧視、腐敗不遺余力,對當前以美國為首的“經濟殖民主義”懷抱憂思和儆惕,一心一意維護一九九七年香港在恪守《基本法》基礎上順利回歸過渡的、香港著名社會活動家和政治家對香港正式回歸前五十年──包括回歸前夜的回憶,表現殖民地香港英國人極少見的正氣、執著、誠實和理想。

英國是老牌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實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高唱“民主”﹑“自由”﹑“平等”三百年。英國又是老牌帝國主義國家,有長期的殖民地統治技術上的經驗。一般都說英國殖民方策很“現代化”﹑開明,殖民地官僚和當地親英國化精英合作,以現代文官官僚統治,廉能而公正。然而作者卻告訴我們,一九五一年后她到香港之后所見,是貪污腐敗和賄賂公行,無處不在,像病毒一般蔓延,感染了殖民地香港社會的全構造!

當時的香港警察,和當地黑社會“三合會”共生,魚肉人民。五﹑六〇年代香港公共交通施設不足,私人為生活“非法”經營小巴﹑小客車者眾,這些升斗小民,自然成為“三合會”勒索敲詐的對象。在警察環伺下,三合會在車站站點公開收取保護費,警察卻視若無睹,因為三合會收的錢,會和警察分贓。此外,舉凡開店、擺攤要上牌、取得許可,都必須直接或通過三合會賄賂。甚至于要辦學、在醫院要求照料,找一份差事,取得“公屋”居住權,公職職位買賣,郵寄包裹、批發場的交易,都要給某一個或多個關節賄賂打點。更糟的是,賄賂層層分贓,非但貪得無厭,整個公安﹑官僚機關的權力反而成為殖民地香港巨大貪瀆結構的保護體。任何人向公檢機關舉發,往往收到“查無實據”的回函,甚至召來三合會份子毆打、打砸。于是“政法加三合會”的罪惡﹑黑暗結構變成了肆無忌憚的大吸血蟲,附著在香港廣大升斗小民身上,盡情吸食其膏血,而殖民當局歷任總督竟視若無睹。到了一九六〇年代,香港幾乎成了一個自上而下的貪瀆機器,終于引爆了一九六六年和六七年的市民暴動事件。

 

 

1967年港英政府鎮壓示威群眾。六七暴動 ,亦稱六七左派工會暴動和香港五月風暴,當時參與及支持者稱它為反英抗暴,于1967年5月6日發動,同年10月份基本結束,是一場在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下,展開對抗香港政府(港英政府)的暴動。由最初的罷工、示威,發展至后來的暗殺、炸彈放置和槍戰。在事件中,所有警員取消休假候命,多次與左派對峙,作出驅散、鎮壓和拘捕行動。六七暴動可算是香港發展的分水嶺,間接促使當時的殖民政府改善施政。

 

受到市民暴動的影響﹙大陸文革只是暴動的外因﹚,港英當局在一九七四年推出了“廉政公署”,基本上打擊了殖民地香港腐敗結構。然而據本書作者指出,由于“廉政公署”沒有起訴權和審判權,不免有為德不卒之處,使殖民地高層白人貪官享受殖民政策下對白人﹑英人官吏的“治外法權”,讓他們秘密辭官,帶著貪瀆積累的巨富“退休”回到歐洲。香港的貪腐今日也許基本遏制住了。和貪風斗爭了五十年的作者,語重心長地要今日香港為政者,心存“為人民服務”之志,汲取教訓,更好地保證杜絕腐敗的惡疾!
 
二﹑“民主”在香港

作者在書中多次著重指出,老牌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英國,終一百五十年對港統治,從來沒有在香港施行過民主,總是以保證香港的“穩定”、“繁榮”為借口﹙一九六六﹑六七市民暴動后,又以香港在一九九七回歸中國在即,已經沒有足夠時間進行民主改革為托辭﹚,拒絕在區議會和立法會安排幾個民選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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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杜葉錫恩

 
作者自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九五年任香港任市政局議員,一九九五年任立法局議員,一九九七年至九八年被選入保證香港和平回歸過渡的“臨時立法局”議員。估計除了一九九〇年代中后經由民選擔任公職,也有由港英當局指定的任期。這樣的港英當局,在一九九七年,為了聯合在港親英反中的精英,破壞香港和平有序的回歸,達成滯留港英殖民勢力,破壞中國將香港和平回歸的既定﹙依中英協議的“基本法”﹚政策,在彭定康策動下,突然在一九九七年主張直選立法局議員和區議會的“突然民主化”政策,使作者感到港英殖民者的偽善與險惡。
 
作者披露,當英國確定其對香港的“租期”將于一九九七年結束,“香港突然冒出一類新政客”,其中有人與美國關系密切,自稱“民主派”。但這些人在殖民地香港腐敗統治下荼毒港人的時候從來不曾對社會不正義過問過。作者指出他們根本不是什么“民主派”,而是一群親英﹙美﹚、“反中的積極份子”。他們和殖民當局一道,力圖為香港的回歸設置障礙。他們先是要求主權歸還,治權歸英國,只在香港升中國五星紅旗。遭到中方拒絕后,又提出“延長”英國治港三十年,又遭峻拒。中國堅決主張一切依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在一九九七年回歸。而“……令所有的人意外的是,在中國治理下,香港人民享受了比英國人統治下更為民主的制度……。”
 
一九九二年,英國當局突然陣前換將,將原定留任到一九九七回歸時的衛奕信總督撤下,換上了殖民主義者彭定康,帶著一籃子阻撓和平順利過渡的計劃來港履任末代總督。其來港行前,還在英國首相府,與首相共同會見兩個今日香港“著名”的“民主派”,打算不惜違背《基本法》規定改變市政局、區議會、行政局和立法會的結構與功能,結果經歷了斗爭,被中國打銷,回到《基本法》的方針上來。
 
作者杜葉錫恩對英國殖民主義體制深惡痛絕,對香港終能光復回歸中國深為高興與祝福。在書中,她對古巴﹑北朝鮮和中國革命表達了同情和理解,但她卻絕不是一個激進的革命派。她出身英國工人階級。一九四八年來中國傳教,不久就對在華西方教會的民族歧視和信仰上的偽善心生厭惡。四九年大陸解放,五一年隨教會撤到香港。一九五五年她因長期來眼見教會的偽善﹑種族歧視和令人窒息的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宣布離開教會,繼而從事為香港社會深為貧困和不公義所苦的弱勢者的利益奔忙的工作,飽受打擊和挫折,卻只能使她逾戰彌勇。長年為民眾奔波使她得以躋身區議會而立法會議員──雖然她坦白自承她的白人背景使她免于受到打壓或遞解出境的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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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葉錫恩(后左二)早年以傳教士身份來港服務巿民。


她不相信形式上“一人一票”的普選能保證“民主”。她認為花大錢、媚俗煽動,接受企業“政治捐款”的“競選”只能欺騙選民,強化權力與﹙企業﹚金錢的茍合。在她看來,民主﹙democracy﹚是真正使人民群眾﹙demos﹚作主的制度,是挑選真正能“為人民服務”,心中常存人民的疾苦、深入民眾和他們的生活中,調查和研究深重的民瘼,從而提出具體針對的改革立法和方案。她批評高高在上的英國殖民當局、立法會議員,都不了解香港和港人的真實問題和實態,尤其是那一幫跟著彭定康“突然”登上政治舞臺的一些“突然出現的‘民主派’”。在她看來,他們是親英反中的急先鋒,“相信其中有人和CIA關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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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葉錫恩為資深議員,早在1963年經已參與香港立法局工作。

 
但她也不相信革命。在一切改革、改良陷于明明白白的絕望,人們容易選擇革命。“但革命也帶來令人惋惜的負面結果”。在基本上,作者是一個誠實、身體力行、堅定不移的改良主義者。而她的改良主義也確實成就了許多在香港的卓著的政治和社會改革。她明白地說,在殖民地香港,只有英國人統治階級和在港白人、以及極少數親英華人豪商享有“民主”。而她正是利用了殖民地白人享有的“民主”,為被殖民地非理生活所迫、所苦的港人呼號改革。她不主張當下企圖擾亂香港的﹑一步到位的“直選”民主。她贊揚中國堅守一國兩制,恪守《基本法》不動搖的漸進、有步驟的民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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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龍應臺香港大學演講問啟蒙歌曲,觀眾席合唱《我的祖國》。


三﹑儆戒新的“經濟殖民主義”
﹙EconomicColonialism)
 
作者指出,帝國英國,曾為了加強自己的霸權,而不擇一切手段達成富國強兵、統制宇內、奴役他人的目的。希特勒的帝國,二戰時的日本都做過相同的迷夢,但無不在戰敗和衰落中結束。二次大戰之后,美國作為新興大國崛起,自恃其無可匹敵的財富和巨大殺傷性武器,戰后五十年來,不斷發動侵略戰爭,任意施加經濟封鎖,殃及無數老幼婦孺,發動政變,蹂躪民主和人權。美國并且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世界貿易組織”,做為干預他國財經政策,為其跨國公司謀利,進一步擴大世界范圍內嚴峻的貧富差距,業已引起第三世界國家忿怒的反撥。美國,像歷史上的大帝國一樣,深信自己有統治和征服世界的“道義責任”。
 
作者杜葉錫恩女士更認為“二次大戰后的法西斯主義”正在興起。在冷戰體制下,美國支持各扈從反共獨裁國家進行了以清除共產黨人為名的、組織性的人權蹂躪運動,殺害了數百萬人。美國以販毒、走私、武器買賣支付全世界反共親美戰爭與政變,設立國際性恐怖訓練學校,秘密培訓酷刑拷打強暴逼供的“科技”。作者也側重指控了美國及其包括英國在內的“聯軍”對伊拉克絲毫不顧及國際正義和法律的恣意侵略,對無辜的伊拉克老弱婦孺造成重大傷害,而對世界輿論的譴責不屑一顧。總之,作者把這種以重武裝、跨國大企業、國際金融工具為手段干涉和控制世界以滿足帝國霸權利益者,為“經濟殖民主義”。
 
四﹑從臺灣回看香港
 
關于“殖民地現代性”的分析,思想家馬克思早在距今一百五十多年前就作過非常科學的分析。他在論及英國對印度斯坦的統治時,就說殖民主義對殖民地同時表現破壞性作用和“建設性作用”。
 
破壞性──掠奪﹑壓迫﹑榨取﹑種族歧視和壓抑,使殖民地政治社會﹑經濟和心靈附庸于宗主國,破壞傳統文化……而這些作用,是為宗主國獨占資本的肥大化所必要之蓄意的營為。
 
至于其“建設性作用”──基礎設施,少數殖民地精英的教育培養、并不普及的下、初級教育、以殖民者社區為中心的公共衛生設施,鐵路公路的鋪設、傳統封建宗法制度的破壞和利用各地封建宗族階級歧視制度、發展殖民地商品農業,使傳統農民為農業無產階級和債務奴隸……凡此,都是為了殖民者利益,發展殖民資本主義必要的配套,是非蓄意的營為,總體上是增進殖民地的庸屬化和奴隸化,絕不是現代化和文明開化。而被殖民各族人民,只有通過革命的批判,才能將殖民者非蓄意的“建設性”遺產,為我所有,供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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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〇年代以來,臺灣少數老一代皇民遺老和日本反動學者政客一道,為日本殖民下臺灣“現代化”大唱贊歌,和一八九五年以降至一九四五年間臺灣人民在武裝游擊抗日和非武裝抗日,四五年后澀谷抗暴、反美扶日、一直到新民主主義斗爭中光輝磅礡的愛國主義大相徑庭。

 
去歲我滯港二月余,也知道了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被決定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歸后,突然出現的一批親英、親美、親西方,反共反華的“突然民主派”,和以彭定康為代表的舊殖民者百般勾結,處心積慮破壞香港依中英協議的《基本法》順利結束香港殖民地制度,回歸中國,并以殖民統治為“現代化”和“文明開化”,倡言“香港意識”,甚至以英國人自居自詡的殖民地遺老遺少精英階級感到十分詫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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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著英國國旗的亂港分子

 
本書作者談到這一小撮假英國人、“民主派”語聲沉痛不屑,令中國讀者讀之汗顏,從而深刻地感受到前殖民地在“解放”后,有意識、有目標、有步驟和有政策地展開“脫殖民”運動,是事關民族團結與自立,事關去奴性化的千秋大業,絕不可等閑視之!
  
五﹑寄希望于新生一代
 
作者談了今日霸權大國如何以“經濟殖民主義”制霸世界,旨在說明今天全球范圍內的民主與自由在現實上正受大帝國的嚴重威脅,意在對面向這個大氣候不但視若無睹,又實際上對這帝國極盡斜肩諂笑之能事,在香港政治生活的末節上挑弄不必要的矛盾的香港“民主派”,有嚴厲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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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本書又絕不是寫給“民主派”看的書。在卷末,作者表露了對年輕香港學生和青年一代的關心,希望年輕的一代人能明辨是非,看見偏執宣傳的迷霧背后的歷史真相與前行的正確方向。高齡八十二歲的外國老太太,作者杜葉錫恩女士對中國和中國新生代青年的寄望之殷、關懷之切,真情流露,力透紙背,讀之動容。而凡中國人,多么應該懷著深深的自省和感謝,通讀這本充滿道德力量、真知洞見又勇于實踐精神的好書。
二〇〇五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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