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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輿|索羅斯——顏色革命的幕后黑手究竟是誰的老朋友?
點擊:  作者:關輿    來源:“察網研究”微信公號【授權編發】  發布時間:2019-11-08 23:10:10

 

2017年,馬其頓、羅馬尼亞、匈牙利、阿爾巴尼亞、塞爾維亞、克羅地亞等東南歐國家政府、媒體頻頻發聲,指責索羅斯基金會是“偽非政府組織”的主要代表,其煽動民眾對現政權的敵對情緒,推波助瀾激化社會矛盾,面目虛偽且猙獰。這些國家的政府與媒體指出,以索羅斯基金會為首的一些境外非政府組織是造成國家政局不穩、社會動蕩和暴力沖突的重要原因。而由于基金會的大量私募基金被用來收買當地情報人員和信息分析,美國媒體更是稱它為私有化的中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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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羅斯,一個婦孺皆知的名字,在2019年9月再次走進中國人的視線,起因是他前不久的一篇文章。9月9日,索羅斯在美國《華爾街日報》上發表文章稱:

 

“作為開放社會基金的創始人,我對打敗當下中國的興趣,超過了對美國國家利益的關心。”

 

索羅斯一言既出,引發中國人眾怒是必然的了。經此一事,他長期以來禍亂各國的往事也被借機扒了個一干二凈,一個不斷在世界各地策動顏色革命的“戰爭販子”形象已經呼之欲出。

 

當然,最讓人義憤填膺的就是索羅斯對香港動手動腳,尤其是插手這一次暴亂,就更足以使他成為全民公敵。

 

一、最新動態:索羅斯亂港二三事

 

就在索羅斯發表文章揚言要“打敗中國”幾天后,2019年9月16日香港《大公報》就報道了他與黎智英勾結亂港的事。這篇題為《做空港股突襲 投行唱淡配合——索羅斯伙漢奸黎 策動暴亂變天》的報道寫道:

 

“美國金融大鱷索羅斯1998年狙擊香港大敗后,一直視香港為眼中釘。有消息指出,索羅斯近月又企圖做空港股謀利,此番更與叛國亂港“四人幫”之首黎智英聯手策動金融戰配合顏色革命。而外資投行集體下調香港經濟預測及惠譽下調香港信貸評級,更是配合索羅斯之舉。……
索羅斯一直對98年做空香港大敗心有不甘,此番再借暴亂卷土重來,不僅準備足資金發動金融戰,配合搞顏色革命。索羅斯利用其控制的基金會,通過壹傳媒黎智英支持近期亂港行動,出人工、出裝備,煽動青年上街,目的是讓香港持續動蕩,令香港金融市場大幅向下甚至崩盤,進而謀取暴利。”

 

簡單概括一下,就是說索羅斯在這次香港暴亂中干了兩件事:1.做空港股牟取暴利,勾結黎智英打金融戰;2.索羅斯出錢,黎智英出人,暴徒打砸由此出。

 

香港暴亂給了索羅斯以可乘之機,他要報昔日的仇,解當年的恨。他看準了香港現在所處的這個特殊時期,不遺余力地支持黎智英制造暴亂,好讓香港局面能夠持續動蕩下去,這樣他就能趁機搗亂香港金融市場,使其大幅向下甚至崩盤,實現20年前沒有完成的做空香港的夢想。

 

要知道,1998年索羅斯就已經在香港失敗過一次了。當時他在東南亞乃至韓國、日本都嘗到了甜頭,于是開始趁勢做空香港,結果在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支持下鎩羽而歸,損失超過10億美金。

 

20年后卷土重來,滿以為勾結了黎智英等漢奸同步亂港,能畢其功于一役。然而事與愿違,索羅斯又在同一個地方再次摔倒,損失達約24億港元。

 

實際上,從1998到2019這20年間,索羅斯做空香港之心始終不死,從未放棄對香港進行滲透的意圖。

 

早在2015年8月,香港《大公報》就報道,索羅斯計劃資助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進行人權項目研究,企圖把“革命資金”滲透到香港校園,將港大打造成“顏色革命”的橋頭堡。而在此之前的5月,就有報道指出,港大法律學院計劃收受索羅斯一筆巨額的“秘密捐款”,并聲稱是資助法律學院進行人權項目研究。其實話都說到這個份上了,到底是為“顏色革命”還是為研究所謂“人權項目”就已經不重要了,畢竟美國主導的顏色革命幾乎沒有不拿“人權”作為幌子的。

 

2016年6月,DCLEAKS網站披露2500多份機密文件,主要涉及“開放社會基金會”向全球幾百名政客提供資金,以策劃、贊助各地異見者或組織。DCLEAKS披露的文件稱開放社會基金會東亞項目總監Thomas Kellogg曾提出研究如何影響中國外交,而實現這一目的的方式就包括了資助2014年香港“占中”中的亂港頭目戴耀廷。

 

2017年3月3日,《大公報》的又一則報道指出,戴耀廷與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關系密切,基金會策劃多個培育公民領袖計劃,都于港大法律學院及新聞與傳媒研究中心推行,而其時港大法律學院正是戴耀廷供職之處。

其實,開放社會基金會早在2015年便活躍于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及曾任副主任的香港大學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新聞與傳媒研究中心等學術機構,基金會資助的機構還屢次為戴耀廷出書,并香港舉辦攝影展,展出作品更是刻意激化香港與內地的矛盾。

 

索羅斯實現其政治目的的手段包括使用傳媒傳播其價值觀。出版戴耀廷學術著作的出版商中有許多都受索羅斯基金會的資金資助。開放社會基金會還招攬了許多香港知識分子、傳媒及金融界精英加入,而開放社會基金會推出涉及香港的研究報告及項目多富批判性,贊助的香港攝影展又帶有十分明顯的自由主義政治傾向。

 

根據傳媒研究中心(Media Research Center)2011年5月的報告顯示,索羅斯在2003年至2011年投放4800多萬美元支持傳媒業,包括資助新聞學院、獨立媒體及傳媒企業,其中《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也是受惠者之一,而《紐約時報》恰是戴耀廷2015年研討會論文的出版商。

 

據開放社會基金會網站介紹,港大新聞與傳媒研究中心前總監兼創辦人陳婉瑩是“開放”的環球董事會成員。索羅斯及他的子女都躋身其環球董事會,可見去年退休的前港大新聞系教授陳婉瑩與索羅斯及其家人共事。陳婉瑩亦兼任“開放”旗下的“媒體發展投資基金協會”(Media Development Investment Fund Association)董事和“媒體發展全球論壇”(Global Forum for Media Development)的指導委員會董事。

 

同為香港高等教育界的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科院院長James Z.Lee是開放社會基金會高等教育支持計劃的指定主席、經濟學家Aantole Kaletskyogog出任環球董事會成員、前《南華早報》主編蔡翔祁則是顧問委員會成員。

在香港傳媒、教育界投入眾多的索羅斯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目的也是針對深圳河以北的中國大陸及其體制。這在開放社會基金會在香港舉行的影展上表現得淋漓盡致。

 

主題“中國下的香港”內容圍繞香港回歸中國后的身份演變,攝影師Mark Leong拍攝一名行為藝術家貼滿市民對內地及香港的管治期望,敘述中央政權對香港包容愈來愈低。另一些照片的詮釋異常偏激,意在加深內地與香港的矛盾。比如一張公屋林立的九龍夜景照,照片將香港貧富差距愈來愈大歸因于涌入香港的大量內地新移民。另一幅拍攝觀塘某工廠天臺棄置了多張沙發椅的照片,圖片敘述香港中產及基層住屋短缺,內地投資者推高香港樓價,同時來自內地基層的新移民令殘破的天臺都十分擁擠。這些圖片都旨在激化香港與內地的矛盾,將香港資本主義發展產生的民生問題歸因于回歸大陸或所謂“民主化進程的停滯”。

 

綜上可見,索羅斯及其開放社會基金會對香港的行動決不僅僅是做空股市謀取利潤這么簡單。作為金融巨鱷,他的終極目的當然是暴利,而為了給自己的金融投機鳴鑼開道,他就要向全世界輸出美國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實現國家政權的更替,這正是通常所說的“顏色革命”。從這個意義上說,說索羅斯為美國在世界各地進行顏色革命而奔走呼號、殫精竭慮,一點也不為過。

 

二、索羅斯僅僅是金融巨鱷么?

 

早在1979年,索羅斯就成立了開放社會基金會。這個機構后來逐步發展為開放社會研究所,總部設在紐約。每個國家和地區的索羅斯基金會的活動目標,都由當地的指導委員會成員、索羅斯本人以及開放社會研究所的顧問委員會成員協商決定。索羅斯基金會整體上由29個國家的基金會、位于科索沃和黑山的基金會、“南非開放社會倡議”和“西非開放社會倡議”共同組成。兩個非洲組織共負責27個非洲國家的相關事務。目前,索羅斯基金會在歐洲、亞洲、拉美和非洲都設有分會,其活動已延伸到了60多個國家和地區。通常都是由開放社會研究所提出計劃,然后由各地的索羅斯基金會負責實施,兩個機構一年的花費分別為5億美元和4億美元。它們都奉行一個宗旨,那就是“致力于建設和維持開放社會的基礎結構和公共設施”。

 

“開放社會”一詞來源于自由保守主義哲學家卡爾·波普爾的著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該著作充滿了對“社會主義”這種“危險思想”的敵意,稱“社會主義理想與個人自由水火不容”,認為馬克思主義有著極其危險的“極權主義”傾向,主張運用“零星社會工程”或“漸進社會工程”來實現社會的“進步”,而索羅斯這一波普爾思想的擁躉恰恰正在踐行這一理念,將波普爾的哲學思想貫徹到基金會的實際運作和行動當中,運用一些裝飾門面的扶貧和援助手段,向一些不夠“民主”的國家輸出美國資本主義民主的意識形態及價值觀念,掀起“民主浪潮”通過國家政權更迭為自己的金融投機鳴鑼開道。因為在一個“封閉”社會里,索羅斯找不到金融投機的機會。

 

《環球時報》2005年的一篇題為《索羅斯基金會滲透全球》的文章分析道,

 

(索羅斯基金會的活動)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注重從經濟制度層面徹底消除蘇聯體制殘余,以土地私有化和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等手段在社會基層營造“市場經濟”氛圍;第二,積極推動政治體制從總統制向議會制轉變,從中央集權向地方分權轉變;第三,通過提供培訓、咨詢和直接的資金支持等多種方式,培養基層民眾的親西方情結。

 

索羅斯基金會作為一個非政府組織,其非官方性使其活動具有國家、政府不可比擬的靈活性和隱蔽性。這樣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可以以其公益性、加強交流、提供公共服務和幫助為掩護,在全球范圍內招募自己的支持者,將自身發展成為相互聯系、相互扶持的全球性網絡組織,從而使自己活躍在國際政治舞臺的各個角落。索羅斯基金會利用各國對于國際非政府組織的信任與管理缺位,對各國進行外交政策輸出、意識形態價值觀輸出,以其達到自己的目的——即國家在政治體制上的西方民主化與經濟體制上的金融市場自由化。

 

索羅斯基金會雖然以非政府組織的面目出現在人們面前,但它實際上是為美國政府的政治目的充當打手,為自身的經濟利益謀求庇護。索羅斯本人就曾坦率地講:

 

“創設這個基金會,動機上基本就是自私自利。慈善信托是很有意思的避稅花招,你把財產交給信托,然后每年提撥一部分的金額給慈善信托,經過若干年的提撥后,本金可以留給自己的后代,不必繳納遺產稅或贈與稅,所以這是我為小孩設立的信托。”——[美]邁克爾· 考夫曼:《 金融大鱷索羅斯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017年,馬其頓、羅馬尼亞、匈牙利、阿爾巴尼亞、塞爾維亞、克羅地亞等東南歐國家政府、媒體頻頻發聲,指責索羅斯基金會是“偽非政府組織”的主要代表,其煽動民眾對現政權的敵對情緒,推波助瀾激化社會矛盾,面目虛偽且猙獰。這些國家的政府與媒體指出,以索羅斯基金會為首的一些境外非政府組織是造成國家政局不穩、社會動蕩和暴力沖突的重要原因。而由于基金會的大量私募基金被用來收買當地情報人員和信息分析,美國媒體更是稱它為私有化的中情局。

 

三、哪的顏色革命都少不了他

 

冷戰結束后,為進一步鞏固冷戰成果,打消俄羅斯的“帝國野心”,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推動蘇聯“政權變革”后,對獨聯體各國展開了新一輪的“體制改造”。美國借助非政府組織對這些國家進行改造的最大特點是“自下而上”。在利用這些國家獨立之初的經濟困難和政治混亂打開缺口后,非政府組織就不斷從下往上“拱”,從培養基層親西方的民主氛圍開始,使民眾對現有政權的不滿得到加強,直至完成最高政權的更迭。索羅斯基金會成為了美國向這些國家輸出顏色革命的首要工具。

 

正如索羅斯的傳記中寫道的,

 

“‘革命’不應被引向防御工事,不應在街道上,而應在平民的思想里。這種‘革命’是緩慢的、和平的、漸進的,但從不間斷。到最后,它終將導致‘民主’在一些國家中誕生。”——《索羅斯的另一幅面孔》,《環球人物》2008年2月29日】

 

今天再來看這句話,沒有誰不會認為這就是顏色革命的定義,而索羅斯就是這一理念的吹鼓手和實踐者。

 

僅從《環球時報》的那篇文章中,我們可以知道,索羅斯和他的基金會至少為這些獨聯體國家的顏色革命做了如下很多實事。

 

2003年,格魯吉亞發生“玫瑰革命”,總統謝瓦爾德納澤被趕下臺,反對派領導人、前司法部長薩卡什維利當選總統。謝瓦爾德納澤下臺后曾向媒體憤怒地表示:

 

“有一位大使告訴我,索羅斯為發動‘玫瑰革命’拿出了250萬到300萬美元的活動資金。”——薛蓓軍《論顏色革命中的國際非政府組織》

 

2004年底,烏克蘭爆發“橙色革命”。反對派領導人尤先科當選烏克蘭總統。美國國會眾議員保羅在眾議院國際關系委員會作證時透露,索羅斯基金會下屬的烏克蘭開放社會研究所在發動“橙色革命”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先科就是該研究所的董事會成員。保羅還透露說,過去兩年中,美國通過國家民主基金會和烏克蘭開放社會研究所等民間組織向烏克蘭反對派提供了超過6500萬美元的政治資金。

 

2005年3月,吉爾吉斯斯坦發生了令人震驚的“檸檬革命”,總統阿卡耶夫被迫流亡國外。當然,索羅斯基金會下屬的吉爾吉斯斯坦開放社會研究所早就為在吉推行“民主”做了大量工作。該機構在吉全國各地組建了許多“選民政治積極分子”組織,這些組織深入到全國各地從事反政府、反總統活動。該機構還在吉建立了許多獨立媒體和出版印刷機構,傳播阿卡耶夫及其家族腐敗的各種傳聞,在民眾中破壞阿卡耶夫的威信。

 

蘇聯解體后,索羅斯基金會就開始在獨聯體國家搞事情:

 

1990年,在烏克蘭創建國際復興基金會,大搞“民主滲透”,截至2004年,共投入經費8200萬美元,除了在首都基輔設立基金會總部外,還在24個地區開設了分支機構;1992年,進入摩爾多瓦,推廣西方價值觀;1993年,選中有“中亞民主島”之稱的吉爾吉斯斯坦,重點扶持該國的獨立媒體,并以衛生、文化、教育等領域為突破口迅速擴大影響;1994年進軍格魯吉亞,正式躋身外高加索,目前,除在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設有“國際索羅斯科教計劃”中心等4大機構外,還在4個地區設有分支機構;1995年,索羅斯將自己的觸角伸向中亞大國哈薩克斯坦,試圖將其作為進軍中亞的橋頭堡;1996年打入烏茲別克斯坦。鑒于外高加索的戰略地位,1997年,索羅斯基金會又將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納入其全球網絡。

 

1993年至2003年,美國用于幫助獨聯體國家進行“民主改革”的專項援助就有90億美元,然而其中直接提供給各國中央政府的援助不足四分之一,而援助的四分之三以上都是提供給這些國家的私有企業以及非政府組織、獨立媒體等民間機構的。

 

隨著索羅斯基金會在獨聯體各國的影響越來越大,其活動內容也日益廣泛,既包括培訓反對派、資助獨立媒體、監督司法體系等政治內容,也包括完善醫療體系和教育體系、扶持中小企業等社會經濟內容。

 

索羅斯自然不會放過原蘇聯的繼承者俄羅斯,他的基金會向莫斯科的高校提供大筆資金,用于給大學生們開設一些傳授洗發民主和普世價值觀的課程。在多數獨聯體國家的首都,從官員、學者到記者都可能得到索羅斯基金會提供的免費培訓,一些社會精英則會受邀訪問西方的名城重鎮,并在那里進行“知識更新”。在吉爾吉斯斯坦,索羅斯基金會將重點放在制定和推廣“公共政策”上,它通過舉辦國家學術會議,資助吉官員、學者和學生短期赴美留學等方式,向他們灌輸西方的民主價值觀。這些人在參與吉國家立法,制定經濟、社會生活的綱領性文件,甚至編制語言教材時都不同程度地體現了西方價值觀。

 

這些公共政策、教育文化活動都在潛移默化地影響民眾的思想,尤其是處在世界觀、價值觀塑造期的青少年們。在索羅斯基金會大力宣傳和有意渲染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們看到的不是祖國已經發生的進步、不是轉型時期矛盾發生的必然性、更不是國家為解決矛盾做出的努力,而僅僅是國家與他們理想中的民主政體的巨大差距。這些年輕人最終在“顏色革命”中舉起了反政府的旗幟,為所謂“民主”而沖鋒陷陣。

 

四、索羅斯和他的基金會

中國新自由主義和顏色革命背后的黑手

 

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后,中國成為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華、反共勢力搞“和平演變”的主要目標。進入80年代,他們加緊了這一戰略攻勢。他們極力拉攏青年,收買、培植親西方的勢力,并鼓勵和支持這些人執掌權力或上升到更高地位,以求對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決策發生直接或潛在的影響。在這個過程中,許許多多親西方的、支持經濟自由化的經濟學家被發掘、培養起來了。中國的許多占據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都是在索羅斯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下成長起來的。

 

有趣的是,最為我們所熟知的網易卻長期有一個專題,這個專題的題目叫“喬治·索羅斯,其實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在專題的結語中,這個“老朋友”又是實至名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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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專題下設“金融巨鱷也是慈善巨頭”“80年代助推中國改革”“新世紀再為中國公益事業‘添磚加瓦’”“金融有金融的規則,與道德無關”4個模塊或稱標題。僅從這4個標題就可以知道,這個專題的立場在哪一邊了。不過看完這個專題,卻能發現一些有意思的東西,比起索羅斯在獨聯體國家干的壞事,他在中國干的那些事就更顯其老奸巨猾了。能把這些事都洗白,該專題也是厲害,以至于我都懷疑它是不是在針對索羅斯搞“高級黑”。

 

這個專題告訴我們,早在1985年,索羅斯就計劃仿照在匈牙利搞基金會的模式,每年出資不少于100萬美元,資助中國改革和開放的研究活動。索羅斯說,他“想替中國做點事”。

 

在“80年代助推中國改革”標題下,該文這樣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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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羅斯和他的基金會的所謂“助推中國改革”,實際上是以改革的名義進行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私有化改革,是干擾和破壞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

 

“老朋友”專題中相關文章承認:

 

據不完全統計,索羅斯基金會在1986年10月到1989年5月兩年多時間里,共計贊助了中國將近300多個項目,總贊助額250萬美元。資金主要用于派遣赴美學者以及接待美國來華人員、進口美國和西方社會科學書刊、建立討論性質的沙龍,以及資助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以及其他文化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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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新自由主義分子與索羅斯基金會等組織關系密切,其理念主張都是反對和仇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主張西方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代表了人類普世價值。他們在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上努力施加影響,其根本目的還是使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更進一步,即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覆滅,重蹈蘇聯亡黨亡國的覆轍。

 

通過這個專題,我們看到,索羅斯顛覆中國所做的工作非常廣泛,除了以上所述之外,他還贊助國內專家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進修,補助重點放在經濟學和社會學科。

 

當然,在策動分裂中國方面,索羅斯也沒歇著。

 

還是那個“老朋友”專題,“新世紀再為中國公益事業‘添磚加瓦’”這一部分的第三個小標題“索羅斯女兒創設利眾基金會,服務藏區18年”下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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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西Z的工作人員和教師居然需要輪到一個美國人辦的基金會來培養,中國西Z的發展居然要靠一個外國的NGO來資助,試問這培養出來的2000多位工作人員和教師是什么立場的?這印出來的100萬冊書又是鼓吹什么的呢?不敢想象。

 

90年代以來,索羅斯的真面目早已被中國相關部門掌握,但他為什么仍然能夠成功地在香港乃至內地大肆活動,繼續成功地扶持顏色革命勢力、培育顏色革命土壤,其關鍵原因就是體制內有大批類似主流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式的人物做其內應和保護傘。顯而易見,索羅斯并不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而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和新自由主義反共勢力的老朋友。如同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所強調的,打掃黑必須緊盯保護傘,從索羅斯案可以知道,反擊顏色革命,更需要深挖緊盯保護傘。

 

綜上所述,索羅斯及其開放社會基金會幾十年來不遺余力地在世界各地進行顏色革命活動,這些運動在許多獨聯體國家已經獲得了成功,而其最想啃下又最難啃下的一塊硬骨頭就是中國。索羅斯長期以來顛覆中國賊心不死,而絕不是有些媒體鼓吹的那樣,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

 

參考資料:

薛蓓軍:論“顏色革命”中的國際非政府組織

環球時報:索羅斯基金會滲透全球

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68/14568/1295230.html

環球網:可靠消息!港大將受索羅斯秘密捐款 或成顏色革命橋頭堡……

https://mp.weixin.qq.com/s/v5wcbcM6a9RO23-fDTFX-Q

「開放基金」圖擾中國外交 戴耀廷索羅斯關系迷離

https://chuansongme.com/n/1624184551323

基金會屢次支援戴耀廷 _大公網

http://www.takungpao.com/news/232109/2019/0916/349211.html

大公報:索羅斯伙亂港漢奸黎智英策動暴亂變天

https://mp.weixin.qq.com/s/8Q0jOm1Tv0-IgDQMqt_h0A

網易:喬治·索羅斯,其實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soro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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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察網研究”微信公號【授權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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