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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戈里|抗戰時期國民黨壯丁的真實境遇
點擊:  作者:高戈里    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微信公號  發布時間:2019-11-25 20:20:57

 

“許多學者”,他們憑什么,暗暗地以“選擇性失明”的治史手法,熟視無睹有關抗戰壯丁受殘酷虐待的浩瀚史料,并振振有辭地誤導當代受眾?他們憑什么,悄悄地以“選擇性失聰”的論史口徑,對當年勞苦大眾凄苦悲愴的呼喊置若罔聞,毛遂自薦去“代表”受欺壓、受殘害的上千萬抗戰壯丁及其親人?他們憑什么,冷冷地以“選擇性失音”的著史筆法,竭盡全力去粉飾連蔣介石及其文武大員都不得不承認的歷史罪惡,進而在客觀上否定使廣大勞苦大眾翻身解放的偉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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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不少網站圍繞如何評價國民黨在抗戰中的作用等問題,展開了十分激烈的爭論,其中一個熱門話題就是“抓壯丁”的真實性。此前,有報紙發表了關于“川人抗戰”的一系列文章和討論。其間,有人慷慨陳辭:“拉壯丁有沒有呢?……也有,但是我告訴你,不到萬分之一。”“中間也有逃兵,但都是個別的。”《抓壯丁》“這個戲絕對不真實”,是“誹謗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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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真的是這樣嗎?據當年國民政府軍政部長兼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公布的數字,1937年至1945年全國實征壯丁1405萬人[i],這些壯丁真實處境如何?當年國民黨兵役司令官是如何坦白的,蔣介石的親信是怎樣報告的,當年美國駐華文武官員是怎么記述的,再聽一聽當年壯丁的哭訴,看一看《金堂縣志》上的記載及金堂縣兵役官員的交代,讀一讀西方的史學家的評說,還原最真實的歷史。

一、軍政部長何應欽追問:近千萬壯丁哪去了
二、各級兵役司令官叫苦:“逃兵太多”
三、各級長官難言之隱:“層層吃缺貪污”
四、兵役司令官承認:“沒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五、兵役視察真相:“傳令嘉獎”抓壯丁
六、北大校長揭露:送到部隊的壯丁只有四分之一
七、《劍橋中華民國史》記載:一半士兵開小差或非戰斗死亡
八、金堂縣兵役科長交代:如是抓壯丁
九、兵役機關正式公文披露:如是“吃”壯丁
十、老百姓親眼目睹:如此虐、殺壯丁
十一、國內外權威人士:壯丁非正常減員500萬至1000萬人
十二、按國民政府公布數據計算:壯丁非正常減員801萬人
十三、美國人判斷:受虐待致死的壯丁多于陣亡士兵
十四、朱德的歷史結論:國民黨戰場連戰皆北的癥結所在
十五、起義官兵的靈魂裂變:淚血大控訴
十六、叩問“許多學者”:何以死活不承認舊軍隊的階級壓迫

 

一、軍政部長何應欽追問:

壯丁哪去了?

 

據抗戰時期曾任國民黨四川省達梁師管區司令官的周開勛先生著文記載,國民黨政府于1939年頒布新兵役法后,組建了龐大的兵役機構,各省均設立了軍管區司令部,其下設若干師管區司令部,再下又設若干團管區司令部,以專司壯丁征調和新兵訓練。

 
1943年夏天,時任國民黨政府軍政部長兼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召集各省軍、師、團管區司令共計170多名,到重慶復興關中訓團開會。會議期間,國民政府兵役署長程澤潤在其所作的兵役工作報告中稱:自1939年實行新兵役法起,到1943年5月止,全國(東北不在內)所征出的壯丁將近1200萬人,其中四川征出220萬人,河南、湖南兩省各征出約150萬人,其余各省征出100萬或幾十萬不等,甘肅、寧夏因為人口少僅各征出10多萬人。
 
程澤潤報告4年期間總共征出1200萬壯丁,本來是作為兵役機構成績來宣揚的,不料,當場受到何應欽的置疑:全國軍隊包括警察在內也不過700萬人,而征出的新兵數卻比此數大得多。至于傷亡,根據各戰斗部隊報告,綜合起來也沒超過240萬人。你們征了1200萬壯丁,各部隊的長官反而還天天來電報叫喊補充新兵,這是什么原因?[ii]
 
1938年11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湖南南岳召開軍事會議。會議制定的“第二期抗戰指導方針”,“側重于整訓部隊,恢復和培養戰斗力”。中國軍隊242個師、40個旅(特種兵在外)的整訓內容,“主要是加強教育訓練與改定部隊編制兩大方面”。就是說,在第二期抗戰中,國民黨最高當局沒有部署擴編任務。[iii]
 
如此,何應欽的“壯丁賬”若繼續算下去,能讓所有的人不寒而栗:僅僅4年中,就有數百萬的抗戰壯丁神秘地失蹤了。
 
二、各級兵役司令官叫苦:
“逃兵太多”
 
面對何應欽的責問,這幫專司征兵的司令官們叫苦不迭:“征兵困難”,“逃兵太多”。
 
這話不假。據抗日戰爭時期曾在四川榮威師管區任職的張登上先生著文記載,“所謂送壯丁的部隊,實際上如押解犯人的軍警。由于大多數的壯丁都是被強迫、陷害、欺騙來的,在押送途中,他們常常是被一根粗麻繩一個一個地串聯捆綁著,而送壯丁的官兵則是刺刀出鞘,子彈上膛,如臨大敵似地在隊列的前后左右,虎視眈眈地押著進行。”
 
即便如此,被抓壯丁還是逃亡不斷,甚至還有集體“烘營”(就是全數逃跑而不傷人)的,如1944年5月間,“四川省大竹縣所接收到的新兵約一排,竟奪了守衛者的槍支,集體烘營”。[iv]
 
據抗戰期間曾任兵役機關骨干幕僚和團管區司令數年的萬金裕先生回憶:四川在1939年征兵工作展開實施“適齡壯丁抽簽”時,因當時征兵舞弊多,壯丁受虐待致病、致死嚴重等問題,曾引發嚴重的社會治安問題。1939年夏,四川隆昌、新都等地發生過“規模很大的民變”。1941年夏,四川的廣漢、中江、金堂等地因役政舞弊“又一次激起民變”。[v]
 
可笑的是,大量壯丁經常性的逃亡,甚至給個別據守交通要道的地方政府帶來“役政”工作的便利。又據周開勛回憶,“巴東偽縣政府曾專派一自衛隊,抓由湖南、湖北前方逃跑回來的逃兵,最多時每天要抓幾十個人,算來一個月即可抓數百名之多。這樣,巴東偽縣政府即可在本縣少抽丁,而交新兵的時間反而又最快。”
 
抓來的壯丁補入部隊后,依然逃亡不斷。據周開勛先生回憶,就連何應欽也在這次會議上承認:“根據派到各師的點驗委員會報告,照每個師的編制人數應有一萬二千五百多人,但有的師只有八九千人,甚至只有五六千人,其主要原因就是逃兵關系。”
 
三、各級長官難言之隱:
“層層吃缺貪污”
 
說到逃兵太多的原因,何應欽說是部隊長官“管理教育不善”,“帶不好兵”。這話也不假,但很不完全。實際上,國民黨軍隊普遍缺額還有一個司空見慣但大家都不愿意說破的問題,就是各級帶兵長官“層層吃缺貪污”。
 
所謂“吃缺”,又叫“吃空”或“吃空額”,就是虛報、冒領并貪污部隊空缺人員的兵餉、糧代金和武器裝備。“吃空”的方法,通常是有意不把部隊的兵員按編制編滿,在向上級申報領取各項經費時,所報的兵員數多于實際兵員數,其空缺的兵餉、糧代金和被裝則為帶兵長官私吞。空缺的武器裝備軍官也敢貪污。貪污之后,拿去倒賣或送人,并安排在作戰之后上報損失予以銷賬。
 
據原國民黨將領郭汝瑰回憶,1941年10月他接任暫編第5師師長時,發現前任師長戴季韜的“兵一共三千多人,卻上報七千多人。不特領餉吃缺,他甚至把多報部分人的軍裝、襯衣、被蓋等全部拿去賣了。吃缺最厲害的是大米,僅一個月就可多領一萬六千多斤。這些大米賣成錢,都被戴季韜等人裝進了腰包”。[vi]
 
仍據周開勛先生回憶,一些地方征兵官員也“吃空”,他們在分配兵額時,有意增加名額,如在原定每鄉鎮分配的150名壯丁基礎上,再增加二三十名,以此勒索富裕戶出錢。在當時,每個壯丁名額可以敲詐一二百半開(花錢)。如果沒有錢,則要求被敲詐人家“以騾馬代兵”,如云南麗江縣政府就曾交給團管區四五匹騾馬。
 
壯丁被拉后,即送往體格檢查所檢查身體。這時,有錢人家的壯丁只要賄賂體格檢查所三五十塊錢,就能作為身體有病不合格而準予緩征。
 
兵役官員受了賄,順理成章地就要免去富家子弟的兵役,而上峰派下來的兵役名額,自然就要轉移到窮人頭上。
 
富裕人家可以用錢買丁,窮人則千方百計躲避抓丁。對此,保甲長也有辦法,白天抓不到壯丁,就在晚上派鄉丁去家里抓人;抓不到本人,就把壯丁的父母關起來,逼迫壯丁“自愿”當兵;本鄉壯丁實在湊不夠數,就帶著鄉丁上路亂拉商客,錢物沒收,人充壯丁,“形如匪盜”。
 
有的兵役官員還專門豢養一批“兵油子”。據《宜賓縣志》記載:
 
民國33年7月6日,縣交給七十六軍二十四師七十團的86名新兵,全系收買的的兵痞流氓。這些人以充作壯丁為生計,每次得買身價1500至50000元(法幣),先領一部分,其余暫存鄉保長處,每10000元生息1000元,待逃回之后,即取領本息。鄉保長平時把他們供養起來,其“安家費”“供養費”,一律向民眾攤派,承辦者從中漁利。[vii]
 
據我采訪到的情況,在一些地區,保長、甲長一旦完不成壯丁“征集”任務,保長、甲長本人則被抓去充數,毫不留情。如云南省宜良縣古城鎮北大營村的甲長陸正清,自己親自把剛抓來的壯丁送到鄉公所,因為壯丁名額不夠,鄉長當場喝令鄉丁將其捆了起來,一并送進了壯丁營。又如國民黨第184師山炮營2連士兵金學義,當兵前是保長,因為同樣理由,被強行充了數,送進了部隊。
 
四、兵役司令官承認:
“沒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近年來,筆者為創作長篇紀實文學《心路滄桑——從國民黨六十軍到共產黨五十軍》[viii],先后采訪230名歷史親歷者,內有135名起義、被俘的國民黨官兵,包括師職2人、團職8人、營職4人、連排職22人、士兵99人,另有隨軍眷屬6人。說到國民黨軍隊內部殘酷的等級壓迫,特別是壯丁的悲慘境遇,起義、被俘士兵幾乎無一不恨入骨髓。
 
在國民黨昔日的兵役司令官周開勛的記憶中,國民黨的役政“弊病叢生,慘絕人寰”;壯丁的“衣食住行”,“慘不忍睹”:
 
壯丁穿的——“往往是冬發夏裝,夏季不發,……每人發一套汗衣褲、一套單軍衣褲、一頂軍帽、一床灰氈(有時不發)”。
 
壯丁吃的——“按規定由縣政府糧食倉庫撥給”,由于接送壯丁的長官肆意克扣壯丁的糧餉,軍糧“發給新兵部隊時,則摻入沙土細石”,且“每人每日八兩”,吃摻了沙子的稀飯還要求3分鐘吃完,美其名曰“培養戰斗作風”。克扣下來的余糧,則相機賣出,中飽私囊。
 
壯丁住的——在云南大理三塔病兵集中處,10月深秋季節,“輕重病員同塞在一間大房里,全無被蓋,只是用些稻草鋪點蓋點,滿屋糞便狼藉,臭穢逼人,慘不忍睹”。
 
壯丁患病——“政府對新兵的待遇和生活不重視,使新兵穿不暖吃不飽,有了病無醫藥”,相當一部分壯丁“未到前方就病死了,因此人人怕當兵”。
 
壯丁之行——1948年冬,云南大理師管區送出壯丁3000人,送到重慶時,只剩下800人,且全是病兵,故部隊拒絕接受。經查,是周開勛的前任司令官蘇令德“依仗陳誠的關系,在任期內貪污舞弊,并利用職權販賣鴉片煙”,致使“三千新兵全無被蓋,從云南步行到重慶要走三十余日,每日白天走得疲困,加之單身衣服為汗所濕,晚上又無物御寒,因此沿途疾病者不斷發生,病后即拋之中途,相繼死亡者甚眾”。這件事情雖然發生在抗戰結束之后,但有力地說明了國民黨政府役政積弊未改、難改。
 
總之,用周開勛先生的話來說,就是“沒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五、兵役視察真相:
“傳令嘉獎”抓壯丁
 
亂抓壯丁的現象就更普遍了,就連專司兵役的司令官們也承認:“拉捆壯丁現象各省都有。”
 
這話,在張登上先生《國民黨兵役視察目擊記》等文章中,能得到一個極富有諷刺意味的“佐證”:
 
全國第二次兵役會議后,國民黨政府軍政部針對“各管區辦理兵役的基層干部積弊甚深的問題”,“決心建立全國性的兵役視察網”,于1941年4月和11月,“遴選‘兵役干部訓練班’優秀學員120人,重新在‘兵役調查班’施以專業的視察技術訓練,學習結業后分別派駐各師管區擔任駐區視察員”。
 
1943年12月中旬的一天,四川榮威師管區來了一位派頭不小的兵役視察大員,行禮如儀后,開始訓話:“本視察員奉命代表軍政部前來視察,一切有關違犯兵役法令的問題,都要嚴肅處理。言出法隨,決不姑寬!爾等全體士兵有苦訴苦,有冤鳴冤,切勿疑懼不前,因循自誤……”
 
話聲未落,掌聲驟起,被抽查的該師管區新兵第5中隊的新兵個個激動得熱淚盈眶。
 
當場統計,全連竟有90%以上的新兵都有冤屈,訴說起來聲淚俱下。“大部分壯丁均是攔路邀劫強拉而來;有一些是地方上的鄉鎮保甲貪污受賄,大搞移花接木欺騙來的;有一些則是因為得罪了‘地頭蛇’被陷害來的”。這當中,“竟有兩個年僅十五六歲的中學生,因回家度假也被強拉來充作中簽的壯丁;還有一個出差來自外地的全副武裝的下級軍官,亦被拉來充了數”。“剩下少數幾個沒有喊冤枉者,也是不得已出賣自己,替紳糧富戶子弟頂名的中簽壯丁,即所謂‘志愿’來的”。
 
不僅如此,“這些被估拉、被陷害、被欺騙或頂名來的壯丁們隨身所有衣物錢糧、生產工具和備賣商品都先后被剝奪光了”。
 
面對“最高領袖”派來的“青天大老爺”,壯丁們祈望撥云見日,豈知,這又是一場騙局。
 
不僅如此,這個榮威師管區和榮縣縣政府,后來竟然“因兵役工作著有成效”,“受到了上峰的傳令嘉獎”。
 
六、北大校長揭露:

送到部隊的壯丁只有四分之一

 
抗戰期間,國民黨政府“抓壯丁”究竟是不是“主流”,我們可以用當年記載的數據說話。
 
被西方史學家稱為“蔣介石的知己”的蔣夢麟,早年為前清策論秀才,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哲學及教育學博士學位,回國歷任北京大學校長、國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長、行政院秘書長等職。蔣夢麟于抗戰后期出任紅十字會會長時,視察役政情況有一段回憶:
 
在貴陽一個壯丁收容所里,我曾經和廣州來的壯丁談話。我問:“你們從哪里來?”他們說:“廣東曲江來的。”“你們一共有多少人?”他們說:“我們從曲江動身的時候有七百人,可是現在只剩下十七個人了!”我說:“怎會只剩了十七個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們說:“沒有人逃跑啊!能逃跑到哪里去?路上好多地方荒涼極了,不但沒有東西吃的,連喝的水都沒有。我們沿途來,根本沒有準備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點;沒有吃的,就只好挨餓,可是路卻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沒有藥,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
 
我看到好多壯丁被繩子拴在營里,怕他們逃跑,簡直沒有絲毫行動的自由,動一動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東西,更是少而粗糲,僅是維持活命,不令他們餓死而已。在這種殘酷的待遇下,好多壯丁還沒有到達前線就死亡了。
 
我在湘西、廣西的路上,屢次看見野狗爭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丟掉的壯丁尸體,有的似乎還在那邊抽搐著,可能還沒有完全死去,便給埋進去了!
 
在貴陽城外,有一塊壯丁經過的地方,因為棄尸太多,空氣里充滿了濃烈的臭氣,令人窒息欲嘔。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見一班辦兵役的人,正在賭博,有一個垂死的壯丁在旁邊,一再要求:“給我一點水喝,我口渴啊!”辦兵役的人非但不理,反而怒聲喝罵:“你滾開去,在這里鬧什么?”
 
以我當時估計,在八年抗戰期內,未入軍隊而死亡的壯丁,其數不在少數。當然,曲江壯丁從七百人死剩十七個人,只是一個特殊的例子,不可作為常例。當時我曾將估計的數字向軍事高級長官們詢問意見,他們異口同聲地說:“只會多不會少。”
 
我在赴滇緬路視察以前,曾飛往重慶一次。把預備好的一篇致軍事最高當局的函稿,給陳誠將軍看了。他長嘆了一聲說:“我把你的信遞上去吧。”我說:“不要,我自己會遞的,何必讓你得罪人呢?”
 
據1941年7月蔣夢麟關于兵役狀況視察報告記載:
 
戰事起后數年中,據紅十字會醫生經驗,四壯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為百分之二十五。以詢之統兵大員,咸謂大致如是。若以現在之例計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ix]
 
蔣介石看了蔣夢麟的報告后,亦深感震驚,聲稱:“覺得無面目作人,覺得對不起我們民眾”,并承認“兵役辦理的不良,實在是我們軍隊紀律敗壞,作戰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x]
 
七、《劍橋中華民國史》記載:

一半士兵開小差或非戰斗死亡

 
對于國民黨政府、軍隊抓壯丁方面的史實,在大洋彼岸,我們也能找到確鑿的證據。
 
抗戰時期,美軍駐華總部政治顧問謝偉思在寫給華盛頓的一份報告中講述了“好幾個可怕的故事”,其中提到:“一個外國人看到,因饑餓或疾病而快要死去的士兵被活活打死,這樣,就可以免除背扛肩抬他們的麻煩了。”[xi]
 
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中華民國史》大量引用西方國家的文獻及美國國務院檔案資料后,如是記述了國民黨軍隊的征兵工作:
 
有錢有勢的人逃避征召,而無錢無勢的國民被強征入伍。有些農民簡直是在田里勞作的時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則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買通路子出來的人于是就被編入軍隊。
 
新兵常常被用繩索套在他們的頸子上縛到一起。夜里,他們可能被剝光衣服,以防他們私逃。就食物而言,他們只得到少量的米,因為征兵的軍官們為了一己私利,慣常“克扣”給養。就水來說,新兵可能不得不從路邊的泥水坑里飲水——這是引起腹瀉的一個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應征新兵隊中流行開來。
 
1944年10月,魏德邁將軍最初擔任蔣的參謀長職務時,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虛弱而不能行軍,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們是半饑餓的。因為長官們習以為常地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
 
據美軍軍事觀察組軍官羅曼努斯和森德蘭著書記載,1945年在西南作戰時,美國觀察家發現第十三軍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離,“一大批掉隊,而有許多人因極端饑餓而瀕于死亡”。美軍包瑞德上校則報道說,看到國民黨士兵們“行軍不到一英里,就搖搖晃晃倒下來死了”。《大公報》的一位記者說:“軍隊開過以后,在路旁能發現死亡的士兵,一個接著一個”。
 
第十八軍第十八師被視為一支較好的部隊,1942年還駐在后方未參加戰斗,卻由于死亡或開小差,它的1.1萬人中有6千人失蹤了。高思大使評論道:類似的減員率在所有軍區普遍存在。即使訓練、給養和裝備最好的胡宗南精銳部隊,據說1943年需要補充的比率為一個1萬人的師每月600人。
 
美國國務院檔案中的《一個中國新聞記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戰役后鄂西湖區見聞》披露,官方的統計導致這樣的結論:在800多萬士兵中,大約每兩個人就有一個去向不明,大概不是開了小差,就是非戰斗死亡。[xii]
 
八、金堂縣兵役科長交代:
如是抓壯丁
 
金堂縣負責兵役工作的第三任軍事科長鄒浚哲撰文記載:
 
在征調壯丁方面,照法令是征召適齡中簽壯丁,而實際上就不一定了,純粹以權勢來定,都是強征的無勢無錢的貧苦百姓,或估拉過路苦力、小商和游劫散兵。配征兵額大了更會鬧得“雞飛狗跳”、路斷人稀。一般青壯年都不敢外出上路,有的或逃奔外地藏匿,或依附于權勢,保全自己去了。
 
在估拉的壯丁當中,在縣境以內尚未送走以前,托有權勢者說情,尚可用另外一人調換或雇人去掉。但在各方面說情都需要花費,如向保鄉投道,對接兵連疏通,每名壯丁需黃谷十余石(約三千余斤)。如遇到彼此權勢互不相讓,發生爭鬧械斗的也在所難免。
 
辦理較困難的是1943年的一甲一丁,因數額增大,辦理更難。鄉保人員迫于政令,無可奈何,強拉買賣壯丁成風,有把老年去掉胡須冒充年輕的;有強拉僧道(和尚道士)湊足數額的。其中費用弊端更多。在保甲當中每送一名壯丁,攤到各戶應出的錢多少不一,如系估拉遠方的人所耗費用可能少些,只給出手拉人的人一切費用;如系本保甲而又有家屬的費用就要多些,每名大約需黃谷十余石。這其中又要以軟硬來分,硬的鬧得兇的家屬費用多些,軟的費用可能少些。中間經手人,保甲人員,從中貪污的又不知道多少。種種弊端紛至沓來,下級官吏理不勝理,聽之任之,更有渾濁其中,大家伙到吃“人骨頭錢”(估拉買賣壯丁錢),只要對上能敷衍,對下能擱平,乃為能手,所取手段概不過問,哪管貧苦民眾慘遭蹂躪無處哭訴。
 
《金堂縣志》卻記載:“(民國)28—34年,全縣共征抓壯丁15763人,其中自愿參加遠征軍的青年學生50余人。”
 
即便在動員50余名學生“自愿參加遠征軍”的過程中,兵役機關也是“以出國留學或游歷等花言巧語麻醉學生”的。金堂縣的家鄉甚至因役政腐敗舞弊,于1941年夏激起民變。[xiii]
 
九、兵役機關正式公文披露:
如是“吃”壯丁
 
據史料,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十四日至民國三十三年五月的“軍政部訓令”和“軍政部代電”陸續記載:
 
各部隊的接兵部隊,多不依限到縣,并且不攜帶服裝、給養、藥品;或將給養費轉販物品,希圖漁利;到縣以后,即向政府或管區商借費用,如不照借,即藉口伙食不夠,拒絕收兵;或則多方挑剔,遇事吹求,以圖報復。至接收新兵之后,則視同囚犯,鎖閉一室,飲食起居,漫不關心,疾病死亡,任其遺棄。各級干部任意行動,或則攜帶眷屬,樂于逗留,或則吃喝嫖賭,胡作妄為。
 
接兵部隊浮報接兵數目,提前呈報入營;侵吞草鞋、行軍各費;侵吞(限制、摻雜、克扣)軍食,任令士兵饑餓,不顧士兵致病;扣發薪餉,挪用經商;盜賣(欠發、調換)士兵被服,不顧士兵寒冷,任令由冷致病;侵吞醫藥費,不醫不藥,不顧士兵疾病衛生,任令由病致死;或是營舍簡易,沒有健康設備,不顧士兵睡眠;藉故沒收、出售入營新兵的財物,不顧士兵利益;侵吞士兵教育經費,不隨收隨訓,即訓即役;擅離隊伍,私設廚房,不與士兵同甘共苦;奴役新兵,驅使抬轎及背擔規定以外之物品;強迫病兵行軍,鞭撻虐待;遺棄病兵,脫光衣服,甚至未死槍殺或予活埋;又有賄放壯丁,估拉沿途行客者。
 
對入營之新兵任意克扣,上下分贓,而美其名曰:“挹注公費之不足。”新兵患病者亦不治療,致餓兵瘦死者不知凡幾!如新二十七軍新兵辦事處先后接收之新兵死亡者二、三千名。
 
據國軍某團長云:……全團每日死亡,有時至二十余名。[xiv]
 
國民黨軍隊內部的貪污腐敗風氣及壓迫士兵的種種暴行,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不爭的事實。也正因如此,國民黨軍令部長徐永昌在其日記中記載:“人人言,我國兵好官不好。”[xv]
 
十、老百姓親眼目睹:
如此虐、殺壯丁
 
昆明市官渡區曉東村人高正中著文回憶:1942年8月間,曉東村來了一支來自四川師管區準備“補充抗日隊伍”卻又“交不了”的壯丁隊。“自住進人家戶后,一天也不見他們吃上一粒大米飯”。由于饑餓,村民家中的豬食都經常被饑餓難忍的壯丁爭搶吃光。
 
半個月之后,這些新兵被餓得面黃肌瘦,走路是東歪西倒,跌跌撞撞,有的連爬也爬不起來了。他們大聲小聲呻吟著:“肚子餓,肚子餓!”喊得大聲一點的,背槍的兵聽到,還去打嘴巴子。
 
又是兩三天過后,饑餓的呼喊聲也聽不到了,在死亡線上掙扎著的無辜的新兵停止了呼吸,一條條地睡著。人雖死了,而兩只眼睛還在睜著,我去看了一眼,真夠害怕。帶兵的人,從新兵中還找不出幾個能抬死人去埋的人,只好死在各家的由各家抬去埋。
 
更殘酷的是,病餓的爬不起來的,也被抬去活埋。抬到坑邊被推下去,病者也知是要埋他了,他不愿死,拼命的兩只手往上抓,要活!可背槍的兵卻狠心地用槍托把他推下坑埋掉了。[xvi]
 
又據當年在四川黔江公路衛生站學醫的楊增錫先生著文回憶:
 
一九四二年寒冬臘月,一天下午,有一接兵連從貴州接來一批壯丁,約二百人,從我們門前經過進駐南樓上。斯時也,天寒地凍,蓬斷草枯。所有壯丁,其衣也,除下身穿著幾塊破布片聊以遮羞外,上身悉被以極其單薄的稻草蓑衣,既無鞋,更無襪,一概赤腳;其狀也,皮包骨骼,瘦若枯材,如以“鵠形菜色”四字去形容,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儼若骷髏,活似鬼樣;其色也,一身黝黑,難見其真正皮膚,惟有兩個白眼仁在翻動;其行也,你拉著我,我扶著你,縱未用繩捆索穿,則天然連成一串,顫顫抖抖,蹀躞蹣跚而行。
 
……次日凌晨,接兵連押著壯丁往湖北方向開去,不久,黔江縣商會會長李伯星、何學如等人來向衛生站聯系說:“該接兵連在杉木埡一帶地方,沿途活埋了二十七個壯丁,未壅頭部,奄奄待斃,我們去挖起來集中在東門外陳仲云家的空房里,請你們去給藥治療一下,作點好事。”
 
四川劍閣團管區甚至接到了以陳誠名義發來的“代電”,稱:
 
……新兵由摧殘而凍餒,由凍餒而病死,隨死隨棄,極盡人間慘事。第九師收新兵一千九百名,行抵恩施,死亡者五百余名;余者大半無衣著,以稻草蔽體,鵠形垢面,奄奄一息,民眾睹此,無不嘆息……[xvii]
 
十一、國內外權威人士:

壯丁非正常減員500萬至1000萬人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兵役,被老百姓罵作“兵疫”。
 
在彌漫赤縣神州整整8年的“兵疫”中,壯丁逃亡、非正常死亡、致病后被遺棄不知下落,以及被“吃空”的壯丁究竟有多少,這里不妨比較一下按不同估算口徑作的大概推斷。
 
甲、按照何應欽的口徑,1939年至1943年5月4年期間,最高當局沒有部署擴編,部隊傷亡240萬人,而同期卻征出壯丁近1200萬人,不明下落的壯丁接近1000萬人。
 
乙、《劍橋中華民國史》的估算口徑有兩個,一是“八年戰爭期間,這類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過100萬”;二是“在800多萬士兵中,大約每兩個人就有一個去向不明,大概不是開了小差,就是非戰斗死亡”,即有400萬。兩項合計500萬人。如果加上補入部隊前的逃亡數,以及各級部隊長官和各地兵役官員“吃空”的數額,與何應欽口徑數,應該不會相距太遠。
 
丙、按照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先生的口徑,“四壯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在1937年至1945年征出的1405萬壯丁(官方公布數)中,補入部隊的只有350萬人,非正常減員上千萬人。
 
據國民政府1947年10月公布的數據,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國民黨軍隊作戰消耗合計3227926人,其中陣亡1328501人,負傷1769299人,失蹤130126人;因病消耗合計937559人,其中死亡422479人,殘廢191644人,逃亡323436人。兩項合計為4165485人。[xviii]如果考慮到傷員傷逾歸隊情況,并忽略“吃空”因素,蔣夢麟先生估算的補入部隊的壯丁數,與1937年至1945年部隊實際減員數是比較接近的。
 
丁、蔣介石“統兵大員”的估算。據蔣夢麟當年的兵役狀況視察報告記載,當自己把上述估算告訴一位“統兵大員”時,這位“統兵大員”卻認定:補入部隊的壯丁數“若以現在之例計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據查,這位“統兵大員”很可能是國民黨陸軍一級上將陳誠。
 
十二、按國民政府公布數據計算:

壯丁非正常減員801萬人

 
上述對1937年至1945年壯丁非正常減員數在1000萬人左右的估算,我們可以依據國民黨政府及其將領等公布的數字,予以驗證。已知條件、驗證公式及計算結果如下:
 
已知:
 
①1937年至1945年壯丁征出總數為1405萬人;
 
②1937年至1945年部隊減員總數為417萬人,含同期逃亡32萬人;
 
③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不含警察、軍事機關、軍事院校及非正規編制的保安部隊,下同)人數為252萬人(1937年上半年中國陸軍有步、騎兵師192個,獨立旅65個,獨立團79個,總兵力為202萬人,預備役50萬人);[xix]
 
④抗戰結束時國民黨軍隊人數為422萬人(據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1945年7月陸軍整理計劃,日本投降前夕,國民黨擁有步兵、騎兵280個師,炮兵32個團,工兵、輜汽兵、通訊兵、憲兵等特種兵共81個團又50個營,連同挺進部隊在內,共有兵力422萬人)。[xx]
 
⑤抗戰期間國民黨軍隊成建制投降日寇后編為偽軍(即所謂“曲線救國”)50萬人。[xxi]
 
∵1937年至1945年壯丁非正常減員數(含死亡、逃亡、因病被遺棄不明下落的,下同)
=壯丁征出總數-部隊正常減員數-部隊擴編數-投降日寇后編為偽軍人數
∵部隊正常減員數
=1937年至1945年部隊減員總數-同期部隊逃亡數
=417萬人-32萬人
=384萬人
 
∵抗戰期間部隊擴編數
=抗戰結束時國民黨軍隊人數-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人數
=422萬人-252萬人
=170萬人
 
∵抗戰期間國民黨軍隊投降日寇后編為偽軍人數
=50萬人
 
∴1937年至1945年壯丁非正常減員數
=壯丁征出總數-部隊正常減員數-部隊擴編數-投降日寇后編為偽軍人數
=1405萬人-384萬人-170萬人-50萬人
=801萬人
 
上述計算結果:1937年至1945年壯丁非正常減員801萬人,占國民黨政府公布的1937年至1945年壯丁征出總數1405萬人的57%。
 
十三、美國人判斷:

受虐待致死的壯丁多于陣亡士兵

 
上述計算結果雖然依據充分,但卻非常保守,理由如下:
 
其一,在近177萬名傷員中,多數傷愈后都要歸隊;
 
其二,因病死亡的42萬人,多與受到虐待有關;
 
其三,由于“吃空”盛行,國民黨軍隊實力始終是一筆誰都說不清的“糊涂賬”;
 
其四,國民黨政府公布的1405萬實征壯丁數,很可能是被人為壓減下來的,實際數遠遠不止。
 
如果依據蔣夢麟遇到的那位“統兵大員”(很可能是陳誠)的估算,抗戰壯丁非正常減員數,很可能超過一千萬人。
 
以1937年至1945年實征1405萬壯丁計算,這個估算似乎離譜,但若考問1937年至1945年各年度的實征壯丁數,又不無道理。
 
根據何應欽和程澤潤提供的數據,1939年至1943年5月征出壯丁近1200萬人,年均征出壯丁300萬人。1943年5月以后兩年多,準備實施戰略反攻了,每年卻只征出壯丁100萬人左右,降幅高達三分之二。這不合戰爭動員的常理。
 
又據當年四川瀘縣國民兵團副團長李克猷回憶,該縣征兵“過去每年配額是兩千左右。一九四四年卻增加到四千五百名左右,一九四五年加配到六千”,并在“一九四五年的夏天,出現了拉壯丁的高潮”。[xxii]
 
如此,我們不能不推斷:作為國民政府的軍政部長何應欽,對“拉壯丁”數額之大,對壯丁命運之慘,對役政腐敗之弊,心知肚明,怕日后有人跟他算“壯丁賬”,有損于國民黨政府的形象,把1937年至1945年壯丁征出總數,人為地壓了下來。
 
上述推斷還有一個旁證,就是《唐縱日記》。唐縱在大陸期間曾任蔣介石侍從室第六組組長兼軍統局幫辦、內政部政務次長、保密局副局長、警察總署署長等職,他在1942年9月5日的日記中記載:“據兵役署報告,自抗戰以至現在,共征兵一千零九十余萬名,但恐逃亡者在半數以上。”[xxiii]
 
假設國民黨政府1937年7月至1938年底以及1943年6月至1945年8月這兩個時間段的征兵,按照程澤潤1943年5月報告陳述的1939年至1943年5月的征兵強度(即年均征兵300萬人)不變,8年抗戰,其征出壯丁總數應該接近2000萬人。
 
如果真是這樣,按照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的關于死亡壯丁占壯丁總數四分之一的比例估算,其中被虐待致死的壯丁將達數百萬之眾。
 
還真有敢說這話的。
 
格蘭姆·貝克在《一個美國人看舊中國》一書中,就判斷:“死在路上,死在征兵過程中,死在野蠻的新兵訓練處及長途行軍中的人,要比進入軍中后死的人還多。”[xxiv]
 
如此一說,更讓人不寒而栗。
 
十四、朱德的歷史結論:

國民黨戰場連戰皆北的癥結所在


也正因如此,朱德同志曾經嚴厲譴責:“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征兵人員貪污枉法,草菅人命;壯丁受著非人的待遇,捆綁、凍餓、囚禁、鞭撻,大小便都沒有自由;死亡枕藉,或散而為匪,抓來之后能夠送到部隊去的壯丁只有百分之二十。”[xxv]
 
不過,“壯丁賬”算到這個程度,再繼續算下去,實際意義已經不大了。
 
因為不管是再多算或少算二三百萬,都不能改變舊中國、舊軍隊存在著殘酷的階級壓迫這一基本史實。
 
對于國民黨政府腐朽、殘酷的役政,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嚴厲的批判態度,著名劇作家馬健翎于1943年在延安還創作了一部反映抓壯丁故事的秦腔劇《血淚仇》。據了解,因為貼近國民黨士兵的親身經歷,這個劇目在改造國民黨起義部隊過程中,得到的反響,不比歌劇《白毛女》小。
 
也正是基于上述種種史實,1945年4月,朱德同志才作出歷史結論:“從壓迫人民、奴役士兵出發,從消極抗戰以至觀戰、專靠外援出發,從保存實力、準備內戰出發,從排除異己、破壞團結出發,就構成了一條反人民的失敗主義的單純防御的軍事路線,這是國民黨戰場連戰皆北的癥結所在。”[xxvi]
 
無獨有偶,美國作家布賴恩·克羅澤在說到國民黨軍隊內部的階級壓迫時,斷定:“即使把其他一千種原因都撇在一邊,光這一點就能解釋為什么共產黨的軍隊能最后取勝。”[xxvii]
 
十五、起義官兵的靈魂裂變:
淚血大控訴

解放戰爭期間,我軍共消化、改造國民黨軍起義投誠188萬人,其主要方法就是開展以“控訴舊社會,控訴舊軍隊”為核心內容的政治整訓。改造之初,起義官兵多有抵觸,一經涕泗滂沱的“淚血大控訴”,幾乎是瞬間,他們就與國民黨反動派不共戴天!
 
據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第二工作團干部黃流、單俊峰著文等記載,在改造胡宗南嫡系部隊第7兵團政治整訓中,控訴大會開得撕心裂肺、驚天動地,有的士兵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士兵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來。第472團2營召開控訴大會,第一次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會又昏倒了35人。
 
召開控訴大會之后,不少人哭得兩三天吃不下去飯。第473團士兵何思勤控訴之后,甚至哭得精神失常,耳朵聽不見了,飯也不吃了,誰勸他都不理睬。后來人們發現,何思勤在控訴大會后特別敬重毛主席,于是,到吃飯的時候,就給他寫個紙條:“毛主席叫你吃飯!”到晚上睡覺時,他如果大吵大鬧,就再寫個紙條:“毛主席叫你睡覺。”只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勤非常聽話。后來,何思勤在上級批準他參加人民解放軍時,喜出望外,恢復了正常。
 
第351團機1連士兵溫成碧家里有4個親人被逼死,他本人在舊軍隊里又遭雞奸,可是在訴苦之前他卻不好好學習,還說:“你們說蔣介石壞,但我沒見過他殺人。”就是這位一度非常落后的士兵,在訴苦大會上,竟然哭得昏死過去四五次。大會上訴苦完了還不夠,一人來到會場,跪在毛主席像前繼續訴苦。軍代表來到他面前后,他緊緊拉住軍代表的手,一邊失聲痛哭,一邊追悔過去,痛罵自己“沒有良心”“忘了本”,表示一定堅決跟著毛主席革命到底。
 
訴苦大會之后是“公祭宣誓”活動,隆重集會祭奠該兵團起義官兵在舊社會、舊軍隊慘死的親人。
 
“公祭宣誓”活動后,廣大起義官兵紛紛要求參加人民解放軍,“立功贖罪”。全兵團10239名士兵中,有9519人寫了請求早日加入解放軍的申請書,其中又有752人是用自己的鮮血寫的血書,有4546人在申請書蓋上了自己的血手印或用鮮血簽名。[xxviii]

十六、叩問“許多學者”:

何以死活不承認舊軍隊的階級壓迫

 

面對半個多世紀前上千萬抗戰壯丁的血淚史,時下的情況真讓人感覺滑稽萬分:對于當年國民黨軍士兵受壓迫、受殘害的史實,當年的美國人有過記載,如今中國的“許多學者”卻不認賬;國民黨將領多有揭露,卻“傷害”了一些共產黨干部的“感情”!

反思半個多世紀前淚血淋淋的抗戰壯丁史,我們不否認廣大國民黨軍官兵以血肉之軀抵御外侮殊死抗戰的英勇事跡,但是,國民黨軍隊實行抗戰所基于的階級基礎,也同樣不容否定。那些備受長官盤剝、欺壓卻又含垢忍辱并以凍餒之身為抗擊日寇侵略流血犧牲的廣大國民黨士兵群眾,才是最值得秉筆直書頌揚、紀念的抗戰英雄。

當前,正確評價國民黨軍隊實行抗戰的階級基礎和歷史作用,有著深遠的歷史意義,因為認知“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歷史,關系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的道義根基。同理,揭示國民黨軍隊內部殘酷的階級壓迫,也有著深刻的現實意義,因為認知殘酷的階級壓迫、激烈的階級斗爭和艱難的階級解放這一20世紀中國革命史的主題,關系到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治國方向。

“許多學者”,他們憑什么,暗暗地以“選擇性失明”的治史手法,熟視無睹有關抗戰壯丁受殘酷虐待的浩瀚史料,并振振有辭地誤導當代受眾?他們憑什么,悄悄地以“選擇性失聰”的論史口徑,對當年勞苦大眾凄苦悲愴的呼喊置若罔聞,毛遂自薦去“代表”受欺壓、受殘害的上千萬抗戰壯丁及其親人?他們憑什么,冷冷地以“選擇性失音”的著史筆法,竭盡全力去粉飾連蔣介石及其文武大員都不得不承認的歷史罪惡,進而在客觀上否定使廣大勞苦大眾翻身解放的偉大革命?

是血脈相連衍生的情感,還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聚合的立場?是家境變幻約束的政治視野,還是利益得失鑄就的人生體驗?是批判現實的情緒延伸,還是非黑即白二元分離機械的認知模式?

時代,需要“城市精神探蹤”,也同樣需要對“探蹤”的軌跡進行探蹤。時下,對上述“探蹤”軌跡的探蹤,有利于校正是代表“許多學者”呼聲還是代表以草根民眾為主體的廣大人民群眾利益這一“探蹤”方向。

 

 

[i] 何應欽:《抗戰八年之經過》,1946年初版,之后臺灣文海出版社等出版社多次再版,附錄9《抗戰期間各省歷年實征壯丁人數統計表》。

[ii] 周開勛:《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兵役真相》,《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第78頁。以下引用周開勛提供的史料,均出自該文。

[iii]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中國抗日戰爭史?中卷》,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4月,第425-426頁。

[iv] 張登上:《國民黨兵役視察目擊記》,《成都文史資料選輯》1988年第3輯(總第20輯),第25-26頁。以下引用張登上提供的史料,均出自該文。

[v] 萬金裕:《抗戰八年四川人民在征兵服役上之貢獻》,《成都文史資料選輯》總第11輯,第86頁。

[vi] 郭汝瑰:《郭汝瑰回憶錄》,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第143頁。

[vii] 四川省宜賓縣志編撰委員會:《宜賓縣志》,巴蜀書社1991年10月,第474頁。

[viii] 高戈里:《心路滄桑——從國民黨六十軍到共產黨五十軍》,解放軍出版社2004初版,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二版)

[ix] 蔣夢麟:《西潮與新潮——蔣夢麟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06年1月,第323-328頁。以下引用蔣夢麟提供的史料,均出自該書文。

[x] 蔣介石:《知恥圖強》,原文載于《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中華民國33年7-9月份,第151-152頁;本文轉引自王奇生:《湖南會戰:中國軍隊對日軍“一號作戰”的響應》,《抗日戰爭研究》2004年第3期。

[xi] 約瑟夫?W?埃謝里克:《在中國失掉的機會》,《國民黨怎樣丟掉了中國大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第383頁。

[xii] 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第11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xiii] 鄒浚哲:《解放前金堂縣征兵概況》,《金堂文史》,第391-392頁;萬金裕:《抗戰八年四川人民在征兵服役上之貢獻》,《成都文史資料選輯》總第11輯,第86頁。

[xiv] 尚宗釗:《國民黨接兵部隊的丑聞和對壯丁的虐殺》,《邛崍文史資料》第2輯,第187-188頁。

[xv]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徐永昌日記》第七冊,本文轉引自王奇生《湖南會戰:中國軍隊對日軍“一號作戰”的響應》,《抗日戰爭研究》2004年第3期。

[xvi] 高正中:《抗戰八年,國民黨屯兵曉東村的片段回憶》,《官渡區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第39-40頁。

[xvii] 楊增錫:《壯丁慘狀》,《黔江文史資料選輯》第1輯,第80-82頁。

[xviii] 宋波:《抗戰時期的國民黨軍隊》,華文出版社2005年4月,第460頁。

[xix] 1937年上半年中國陸軍有步、騎兵師192個,獨立旅65個,獨立團79個,總兵力為202萬人,預備役50萬人(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中國抗日戰爭史·中卷》,第5頁)。

[xx] 據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1945年7月陸軍整理計劃,日本投降前夕,國民黨擁有步兵、騎兵280個師,炮兵32個團,工兵、輜汽兵、通訊兵、憲兵等特種兵共81個團又50個營,連同挺進部隊在內,共有兵力422萬人(唐義路主編:《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一卷》,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年7月,第12-13頁)。

[xxi] 《兩年來國民黨58個叛國將領概觀》,《解放日報》1943年8月13日。

[xxii] 李克猷:《瀘縣國民兵團概況》,《瀘州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第50-51頁。

[xxiii] 公安部檔案館編著:《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群眾出版社1991年8月,第301頁。

[xxiv] [美]格蘭姆·貝克:《一個美國人看舊中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11月,第291-292頁。

[xxv] 朱德:《論解放區戰場》,《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第160頁。

[xxvi] 同上。

[xxvii] 布賴恩?克羅澤:《蔣介石》,《國民黨怎樣丟掉了中國大陸?》,第387頁。

[xxviii] 黃流:《破舊立新要為孺子牛——改造國民黨第七兵團的回憶》,《成都文史資料》第29輯,第173~1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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