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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靈甫與黃克功——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
點擊:  作者:佚名    來源:月下孤僧  發布時間:2019-11-25 10:39:39

 

       20世紀30年代,國共兩黨分別發生了張靈甫殺妻案和黃克功殺人案。這兩起案件有許多相同相似之處:殺人罪犯都是軍人,都是團級軍官(干部),都是因為婚戀問題殺人,都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然而由于國共兩黨對張靈甫殺妻案和黃克功殺人案處理的不同,結果對國共兩黨的民心向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先說張靈甫殺妻案。

 

  張靈甫,名鐘麟,字靈甫,陜西長安人。他在就讀陜西省立師范學校時,受父母之命娶了邢鳳英(一說邢勤英、邢瓊英),很快就離家去北京大學讀書,接著又南下廣州,考入黃埔軍校,開始了從軍生涯。1933年,張靈甫在胡宗南的第1師任團長,駐軍四川廣元時,經朋友介紹,與吳海蘭結婚。不久生下女兒,這也是張靈甫的第一個孩子。1935年春節,張靈甫帶妻子回老家探親時將吳海蘭槍殺。

  張靈甫殺妻的原因是懷疑妻子有外遇。當時,張靈甫所在的胡宗南部隊,一直在川陜一帶與紅軍打仗,張很少回家。一次,在前線作戰的張靈甫聽人說妻子有外遇,便于1935年春節請假來到西安,并帶著妻兒回老家省親。在老家,張靈甫在沒有調查核實、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開槍殺害了吳海蘭。

  張靈甫殺妻案經報紙報道后,很快傳遍全國,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消息傳到四川廣元后,吳海蘭的哥哥吳正有狀告張靈甫,希望借助法律嚴懲兇手。法院和軍方接到狀紙均未及時作出回應,于是,吳正有寫了控告信遞給西安的婦女協會。西安各界婦女表示極大的義憤,聯合上書全國婦女部長宋美齡,要求嚴懲兇手。這時,張學良的夫人于鳳至來到西安,婦女協會的人將吳正有的控告信轉到她手中。于鳳至回到南京將此事說給了宋美齡。之后,蔣介石吩咐將張靈甫送交南京軍事法庭查辦。

 

  后來張靈甫被軍事法庭處判死刑,擇期處決(一說憑蔣介石一道口諭,未經法院判決,要張靈甫坐牢10)。張靈甫入獄后,獄方沒有將他收監,而是讓他住進監獄的招待所。張靈甫之后向軍事法庭遞交了申訴書,法庭接受了他的申辯,對他的死刑原判沒有被執行。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后,南京國民政府下令,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調服軍役,并保留原來軍銜。張靈甫的老上司王耀武便向蔣介石為張靈甫求情,隨即,張靈甫被秘密釋放,去了王耀武那兒任上校候差員。這樣,一樁轟動一時的“團長殺妻案”,到此就不了了之。

  此后,張靈甫于19389月升任第一五三旅旅長,19419月升任第五十八師師長,19464月升任第七十四軍中將軍長,并兼任首都(南京)警備司令。19475月在孟良崮戰役中被我軍擊斃。

黃克功殺人案。

 

  黃克功,江西南康人,1911年出生。1929年參加紅軍,經歷過井岡山斗爭和二萬五千里長征,參加過多次戰斗,負過重傷,在長征中立過大功,歷任紅軍班長、排長、連長、團長等職。

紅軍到達陜北后,黃克功進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隨后留校任職,先后任抗大第十五隊、第六隊隊長。這一時期,出生于山西定襄的劉茜(原名董秋月),積極響應黨的抗日號召,冒險通過敵人的一道道封鎖線到達延安,并進入抗大第十五隊學習。劉茜在抗大第十五隊學習時,與時任第十五隊隊長的黃克功相識,在短期接觸中兩人建立了戀愛關系。

  19379月,陜北公學正式成立,抗大第十五隊全體人員撥歸陜北公學,劉茜也隨隊轉入陜北公學學習,黃克功則被調任抗大第六隊隊長。從此,兩人接觸的機會減少,關系也漸漸疏遠。特別是在交往過程中,他們對愛情及婚姻家庭認識的巨大差異很快就顯現出來。由于工作及性格的原因,劉茜與其他男性有較多的接觸,這使黃克功心懷妒意,以致無端猜疑,認為劉茜在陜北公學另有所愛,對他不忠誠,就去信責備劉茜并要求立即結婚。劉茜感覺黃克功過于糾纏,漸生反感,在屢次勸說、批評無效后表示拒絕結婚。黃克功認為“失戀是人生莫大的恥辱”,遂萌發殺害劉茜的動機。

 

  1937105日晚飯后,黃克功在陜北公學門前的延河邊遇到劉茜等一群學員,黃克功即招劉茜赴河邊散步。在河灘上,黃克功開始對劉茜另有所愛進行責備,并要求公開宣布結婚,劉茜予以嚴厲拒絕。黃克功即拔出手槍對劉茜進行威脅、恫嚇,但劉茜并不屈服。惱羞成怒的黃克功失去理智,向劉茜開出一槍,見劉茜倒地未死呼救,黃克功對劉茜頭部又加一槍,導致劉茜當場死亡。

  黃克功殺人案發生后,抗大副校長羅瑞卿向中央領導報告并經批準,高等法院便將黃克功逮捕收監,準備依法審判。

  黃克功逼婚殺人事件,一時間在邊區內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國內外一些報刊把它當成共產黨的“桃色案件”,搶先發表,大肆渲染,攻擊和污蔑邊區政府“封建割據”、“無法無天”、“蹂躪人權”。這些叫囂,一時混淆了視聽,引起了部分不明真相人士的猜疑和不滿;邊區社會各界也議論紛紛,看法不一。

 

  經黨中央同意,延安各單位圍繞這一案件組織討論。一種意見認為,黃克功身為老革命、老紅軍、老共產黨員,強迫未達婚齡的少女與其結婚,已屬違法,采取逼婚手段,更違犯了邊區婚姻自主原則;他不顧國難當頭,個人戀愛第一,達不到目的就喪心病狂地殺害革命同志,這無異于幫助敵人,實屬革命陣營的敗類;他觸犯了邊區刑律,破壞了紅軍鐵的紀律,應處極刑,以平民憤。另一種意見認為,黃克功犯了死罪,從理論上說應該處以死刑,不過在這樣的國難時期,應該珍惜每一個有用的人才,讓其為國效勞;他資格老,少年參加紅軍,跟著毛澤東干革命,參加過井岡山的斗爭,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有光榮革命歷史;他功勞大,流過血,為革命屢建戰功;當此民族危亡緊要關頭,他殺劉茜,已經損失了一份革命力量,我們不能再殺他,又失一份革命力量;應該免除其死刑,減輕刑罰,叫他上前線去,戴罪殺敵,將功贖罪,讓他的最后一滴血為中華民族解放而流。

  黃克功本人也曾幻想黨和邊區政府會因為他資格老、功勞大,對他從輕處罰。他還寫信給毛澤東,除對自己的罪行進行懺悔外,請求法院念他多年為革命事業奮斗,留他一條生路。當羅瑞卿把抗大組織的意見和群眾的反映,原原本本向黨中央和毛澤東進行報告時,毛澤東很憤怒地說:“這是什么問題?這是什么問題?這樣的人不殺,我們還是共產黨嗎?!隨即很快作了重要批示,并于1010日給當時任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刑庭審判長的雷經天寫了一封信。

 

  最終,黃克功逼婚未遂槍殺少女案件交給了人民公審。1011日,在被害者所在單位——陜北公學大操場,召開數千人大會,進行公開審判。最后,審判長雷經天宣布了判處黃克功死刑的決定。就在黃克功將要立即執行的時刻,一位工作人員騎馬趕來遞給雷經天一封信,信是毛澤東寫的,信中建議要當著黃克功本人的面,向公審大會宣讀。這封信中寫道:

  “雷經天同志:

你的及黃克功的信均收閱。黃克功過去斗爭歷史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的同志都是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個共產黨員、紅軍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殘忍的,失掉黨的立場的,失掉革命立場的,失掉人的立場的行為,如為赦免,便無以教育黨,無以教育紅軍,無以教育革命者,并無以教育每一個普通的人。因此中央與軍委便不得不根據他的罪惡行為,根據黨與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正因為黃克功不同于一個普通人,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黨與紅軍,對于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當此國家危急革命緊張之時,黃克功卑鄙無恥殘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處死,是他自己行為決定的。一切共產黨員,一切紅軍指戰員,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黃克功為前車之鑒。請你在公審會上,當著黃克功及到會群眾,除宣布法庭判決外,并宣布我這封信。對劉茜同志之家屬,應給以安慰與撫恤。

毛澤東

19371010

  黃克功被依法處決后,在抗大、在延安,乃至在西安、太原等廣大國民黨統治區和淪陷區產生了強烈的反響。群眾異口同聲稱贊:“共產黨、八路軍不委罪于人,不枉法,公正無私,紀律嚴明,真是了不起。”一位來自國統區的參觀者給邊區高等法院題詞,贊揚“陜甘寧邊區司法沒有‘法制小人,禮遇君子’的惡劣態度”,充滿著“平等與正義的精神”。著名民主戰士李公樸先生曾這樣評價:“它為將來的新中國建立了一個好的法律榜樣。”

  由于國共兩黨對張靈甫殺妻案和黃克功殺人案處理的不同,結果對國共兩黨的民心向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直至最后國民黨被中國人民徹底拋棄,敗退到臺灣孤島。

來源:紅歌會網

責任編輯: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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