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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蒙 | 以有余奉不足——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統一累進稅小記
點擊:  作者:阿蒙    來源:“察網研究”微信公號【授權編發】  發布時間:2019-11-24 19:51:36

 

黨的政策使占邊區人口最大的貧雇農生活出現了明顯的改變。農民手里有了土地勇于向土地投資,增加了糧食產量,改善了生活。阜平是河北著名的貧窮地方,往年一到春初,人民便饑餓無糧,眼巴巴等待著樹葉充饑。老百姓把楊樹葉叫“楊大人放賬”,抗戰前為爭楊樹葉而打架的事也是常見現象。往年,人民趕集總是帶著糖菜餅子,而到了四五年抗戰結束前帶的是黃米干糧,以前每人每年穿不到一小匹布,到1944年是平均每年兩小匹布還多了。美軍觀察組陸登少校,曾在阜平城廂集上看見農民拿著一大把、一大把的鈔票,買很多東西回家,他驚嘆不止,趕緊拍照留念。也正因為中共共產黨在敵后根據地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才能動員絕大多數的農民進行抗戰,也就贏得了中國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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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街村農民表演《窮人樂》,農民跪在地上求地主減租

 

老子云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余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道則不然,損不足,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其唯有道者。”

 

老子認為大自然給人類的多索取的少,而人類社會統治者向人民索取的多給予的少,這是人民窮困的根本原因。只有以“有余以奉天下”才能使人民免于貧困,社會財富才能盡可能的公平分配。

 

新版臺灣抗日戰爭史對國民黨軍隊游擊戰失敗的根源進行剖析、總結說:

 

“國軍對于游擊戰最大的迷思,在于最高統帥蔣中正及國軍統帥部不了解問題的關鍵所在,始終認為游擊戰純粹是單純的軍事問題,而沒有將游擊戰提高到政治層面的高度,而忽略了游擊戰比起正規作戰,其更需要地方社會及基層農村的長期合作。”⑴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游擊戰不僅是軍事行為,還是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農村的社會改造,征收“統一累進稅”是中國五千年稅收史的創舉,讓我們回到半個多世紀前硝煙彌漫的敵后抗日戰場,探訪共產黨人的聰明、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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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察冀勞動英雄胡順義以農民代表身份參加邊區會議

 

無盡的血淚

 

1937年9月,一一五師政委兼副師長聶榮臻率3000余人創建晉察冀抗日根據地。1938年1月10日,晉察冀邊區政府在河北阜平成立。毛澤東指出:“抗日戰爭是民族戰爭,但在實質上又是‘農民戰爭’”,只有“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而為了動員占人口數量最大的農民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去,“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利益。”

 

民國學者楊捷之在1935年9月《中國經濟》中統計了晉察冀邊區所在地河北的情況:以農村總戶數為100,借款家數51;借糧家數為33。八路來之前,邊區所在地農民需要負擔高額地租,一般占收成的50%-80%。除了高額地租,地主還以高利貸對農民進行殘酷的剝削。晉察冀邊區盂平縣楊家莊勞動英雄周二,八路來到邊區前租種地主的十二畝地,打十石就繳了七石二斗租子。他到楊家莊不久,沒吃的,全家快餓死了,給地主磕頭磕腫了腦袋,借了六十斤山藥。十八年以后,利滾利就滾成了一萬五千斤。承蒙地主“老爺開恩”,叫他每年還一百大洋,一百斤山藥。周二一家為了還高利貸,每天送工,背柴火,春夏秋冬忙個要死,收獲的全給了地主。冬里他十多歲弟弟每天爬高山走險路,割柴火。每天天不明上山,天黑了才背柴火下山,正是長身體的時候營養不足,干超過身體所能承受的農活,結果周二弟弟背被壓駝了。同為晉察冀邊區的勞動英雄胡順義,與周二相似,為了還地主的租子,被迫賣了兩個女兒。“賣鹽的喝淡湯,當奶媽的賣兒郎”,楊白勞在舊社會中國農村是普遍現象。不僅如此,農民還要負擔各種各樣的苛捐雜稅。

 

警捐、保衛團捐、防共捐、房捐、戶口捐、船捐、馱捐、自行車捐、山豬捐、鹽稅、棉紗統稅、面粉統稅、火柴統稅、牲畜稅、牲畜附加稅、契稅附加稅、礦產稅、漁業稅、轉口稅。其中煙酒稅、牲畜稅、果木稅、屠宰稅、麻稅,稅率都在30%—50%,其余地方稅買雞、買布也要稅。⑵“自古未聞糞有稅,而今只剩屁無捐。”征稅權被地主豪紳掌握,借此隨意盤剝人民。小商販趕集擺小攤,也還得給地主幾角、幾元,最高甚到三十元,租一片地。

 

還有超經濟的剝削,五臺山喇嘛佃戶送租子去,數步一磕頭,梵香燒紙。喇嘛來收租子,佃戶得叫聲“喇嘛爺來了!”每年六月十五,五臺山六月大會,老百姓都要從菩薩頂大喇嘛的跨下鉆過去,美其名曰“鉆牌樓”。和尚喇嘛在某些地區,對農民的妻子,還享有“住夜權”甚且是“初夜權”。不過五臺山的僧眾極富愛國熱情,在中國共產黨的改造、影響下,愛國僧眾積極為八路軍籌集軍糧、提供武器、參加抗日隊伍,還有利用佛教徒身份打入日軍內部收集情報,最后為了民族解放事業英勇犧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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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年新解放區農民積極參加減租、減息運動

 

薄賦稅

 

晉察冀邊區政府成立伊始,按照孫中山先生提出并立法的中華民國土地法第一百七十七條:

 

“地租不得超過耕地正產物收獲總額千分之三百七十五”

 

于1939年2月頒布《晉察冀邊區減租減息單行條例》,規定:

 

“一律按照原租額減少百分之二十五”

 

以及:

 

“年利率一律不超過一分”

 

同時廢除各種苛捐雜稅,保留田賦、契稅,設立新稅種如入口稅、屠宰稅、煙酒稅、印花稅、煙酒牌照稅和棉花出境稅等數種。

 

為解決財政問題,1939年3月邊區公布《晉察冀邊區村合理負擔實施辦法》,規定:

 

“按資產應得分數之計算法,每口平均資產不及五十元者不計分,在五十元以上者每五十元做一厘,五百元做一分,以上類推,零數不及三十元者不計,在三十元以上不及八十元者按五十元計,在八十元以上者按一百元計。”⑶

 

當時的冀中地區通過實行合理負擔,使得各階層納稅份額發生了變化,三縣六村各階層納稅占征收額情況如下——地主15.35%、富農35.53%、中農42.54%、貧農5.95%,商人0.1%。⑷從上可知地主、富農的負擔占了財政收入的50%以上。

 

邊區初期稅收政策也出現免稅點較高,納稅負擔面只相當于邊區人口的30%—40%,“負擔面往往集中在少數‘有錢者’身上”,“征收合理負擔因為免征點定的高,所以負擔面比較小,一般在40-50%,其負擔也比較重”;合理負擔,在有些地方是憑估計不憑調查,“只是靠粗略的估計”,甚至出現靠賄賂干部以減少納稅。

 

邊區初期的稅收政策雖然減輕了農民負擔,但也出現地主、富農負擔過重的問題,例如阜平一個縣交糧的也不超過五六十戶,其中的一戶就交了幾萬斤。1941年前后,北岳區的地主負擔,平均占到總收入60%以上,個別的甚至超過了總收入。由于負擔過重一些地主逃亡到敵占區,不利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為解決財政問題,邊區政府發行“救國公債”籌措抗日經費。很多敵占區的人民,懷著樸素的民族感情偷偷的購買公債,支持抗日民主政權,公債一發行就被購買一空。還有就是沒收漢奸地主財產的收入。除此之外,一些地主也是富有民族感情,面對日寇侵華的殘暴,很多地主紛紛捐款、捐物支援八路軍的抗日事業。淶源大財主王莆,大字不識一個,楊成武率部攻克淶源縣城召開的士紳大會上一次就捐款五萬大洋,抗戰期間總共捐獻不下十萬大洋。冀中開明地主張春云(女)先生,八路打了勝仗,殺豬、烙餅慰問部隊,還將自己看家護院的武器捐給八路,并動員子女參軍。“救急不救窮”,單靠發行公債、捐款不可能解決實際問題,必須改正以往的財稅政策。

 

彭真于1940年2月25日致電聶榮臻、呂正操、賀龍、關向應并報北方局、中共中央:由于對糧食及經費支出缺乏有效的管理,邊區糧食及財政問題現已極端嚴重,

 

“長此以往,在敵后根據地中財政首先上軌道之地區財政方面要破產”。(5)

 

1940年4月11日,毛澤東就此致電彭德懷,特別提到晉察冀根據地的財經工作存在嚴重問題,

 

“全國十八個根據地工作最差最無秩序最未上軌道的是財政經濟工作,許多工作都接受了蘇維埃時期的教訓,獨財經工作至今沒有接受過去教訓,不說別的就是聶區如不速加注意,必遭破產之禍。”⑹

 

可以說,批評是十分嚴厲的。

 

由下表可知邊區政府靠向銀行借款,發行貨幣解決財政問題,困窘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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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第一編總論》第538頁

1938年9月毛澤東科學的預判出相持階段到來所面對的困難,

 

“主要的大城市與交通線喪失之后,國家財政經濟必大現困難,沒有新的有效的辦法,便無以渡過戰爭的難關。然而只要實行新的政策,動員人民力量,便任何困難也能夠克服。……在于實行一種新的戰時財政經濟政策。”“(必須)將各種舊稅改訂為統一的累進稅,并取消苛雜和攤派制度,以舒民力而利稅收。”⑺

 

根據黨中央精神1940年2月,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主任宋劭文在邊區干部會議上著手全面征收“統一累進稅”做準備工作。邊區政府在晉察冀根據地選取了六個試驗村(梁家溝、北莊、柏坡,五專署的三個試驗村;漂里,平山縣政府的一個試驗村;定南某村,冀中的一個試驗村;牛莊,邊委會工作團的一個試驗村),依據調查工作的要求和邊委會公布的辦法與細則進行調查,以一石六斗(市斗)谷(六成米)折一標準畝,以1.5富力為一免稅點進行調查,測算根據地不同地區人民負擔能力。

 

1940年8月30日晉察冀邊區政府頒布《晉察冀邊區目前施政綱領》中,對于稅收政策明確提出:

 

“實行有免征點和累進最高率的統一累進稅(以糧、襪、錢三種形式交納),整理出入口稅,停征田賦,廢除其他一切捐稅;非經邊區參議會通過,政府不得增加任何捐稅。”

 

晉察冀邊區政府總結了過去實行合理負擔的經驗,于1940年底先后制訂了《晉察冀邊區統一累進稅暫行辦法》和《暫行辦法實施細則》。

 

培養各級干部學習統一累進稅,根據不完全的統計,受訓及從事調查的各級干部,三分區受訓者近萬人(9354人),四分區縣區以上參加調查之干部1408人,村級的12040人,一分區政權方面的統計,受訓者2790人,二分區第一批受訓者2815人;雁北參加這一工作者1983人。估計平均每村有五人(如淶源)至十人(如四分區各縣)受統累稅培訓和參加這一工作。各地并將訓練班與實驗村的研究聯系起來,或單獨進行實驗村的工作。估計全區實驗村在200以上。此外,分區,邊委會、區黨委又進行了將近六十個典型村莊的社會調查。⑻

 

北岳區當年完成統累稅調查的村莊達到總數的73.44%,使納稅人口達到了總人口的74.45%。但憑估計定數字的村莊仍有17.67%,還有8.89%的村莊未做調查。而1941年已經受到日軍很大壓力的冀中地區,在其能夠控制的6698個村莊中,完全進行了調查的計達4207村,占62.8%,未調查財產只調查土地產最的村占8.3%,只調查土地畝數的村占5.2%,不能調查單憑估計的占23%。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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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邊區村干部計算統一累進稅

 

經過詳細調查研究,邊區政府在征求各界人士意見后,于1941年3月1日公布了《修正統累稅暫行辦法》。統累稅的征稅單位是“富力”,“統累稅之土地財產收入之計算單位,定名為富力”。按照1941年3月20日修正公布的《晉察冀邊區統一累進稅暫行辦法》:

 

第一,有錢出錢,錢多多出,錢少少出。負擔人口一般的要達到百分之八十。

第二,統累稅分數以個人為單位計算,以戶為單位合計交納。

第三,統累稅以錢、糧、秣三種形式交納。

 

統累稅征收后,田賦、營業稅、煙酒稅、印花稅等停征。土地以標準畝來計算,以年產谷1石2斗之土地為一標準畝;自營地1個標準畝,折合1個富力;出租地1個半標準畝,折合為1個富力;佃耕地3個標準畝,折合1個富力。除土地外,各種資產以200元為1個富力,收入以40元為1個富力。以每人1.5個富力為免稅點,負擔面要求達到80%,每人超過1.5個富力以上的土地、財產和收入,按照不同的稅等稅率折算成分數。統累稅根據收入不同分成十二等,與現在實行的所得稅不同的是統累稅征收資產稅;對于投入到水利建設、工商業、合作社的資本,不征收資產稅,只征收益部分稅;免征家庭副業、私人畜養業的資產稅和所得稅;新開荒地不征稅;但是地主轉讓土地、出租土地征收資產稅,通過稅收調節讓地主把資金轉向商業和工業上去,減少封建地租剝削,用經濟手段削弱封建經濟基礎;對故意拖欠稅款制定了相應的處罰條例。⑽

 

為了推進統累稅的執行,邊區采用各種宣傳方式使統累稅的征收深入人心。冀中某村晚間各團體召開小組會,以民主的方式,經過了全體民眾,有組織群眾向無組織群眾宣傳,吸取各階層的意見;小學生、婦女識字班舉行宣傳游行,配合街頭演講,壁報上宣傳統一累進稅的好處,家庭街道識字牌都換上了擁護實行統累稅的口號,婦女識字班以簡短通俗的講演配合深入家庭宣傳;有的區縣還動員起了文化娛樂組織,如一專區動員全專區的鄉村劇團,歌詠隊到處公演有關統累稅的宣傳劇;報紙也大力宣傳統累稅的好處;為了推行統累稅邊區文藝工作者特意創作了歌曲《報財產》,歌詞唱到:

 

“人人都喜歡,笑容布滿面,向著那審委會報告財產。村東里有麥田,村西里有菜園,存糧存款有多少,我樣樣報周全。不虛報來不隱瞞,爭取做模范,得兒零叮喲喲!爭取做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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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春農民配合八路軍反攻趕運軍糧

 

各階級對統累稅的態度

 

統一累進稅的稅則符合“有錢多交、沒錢少交”的原則。合理負擔,在有些地方是憑估計不憑調查,而統累稅一律憑調查不估計,一經推出便受到邊區各階級的歡迎。有人會說統累稅計算麻煩,農民文化低不一定能算清楚,然而農民最熟悉農村,對于關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懂的很。很多大城市來到邊區抗戰的學生鬧不清統累稅計算法,冀中一個普通老頭創造的“超額累進計算捷法”,比原稅則所附的“富力十分對數表”應用起來要簡便得多,群眾紛紛采用。毛澤東說:

 

“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向群眾學習、領導群眾、教育群眾。

 

統累稅對于農民稅負是極低的,據靈壽縣二區任家莊村的統計,全村貧農62人,有23人納稅,平均每人年納稅額不足兩元,相當于一人打一天柴的賣價。⑾很多在統累稅納稅范圍之下的窮苦人也積極納稅。冀中一個貧困老頭原在減免稅內,仍主動交稅,他說:

 

“我打一擔柴就完稅了。”

 

易縣一貧苦婦女,也在免稅點以下,她卻把紡線的工資捐給了政府。雇工們在稅則上免了稅,但盂縣牛羅灣一個有土地的工人,本在免稅點以下,自動報了一個“富力”,納了稅,覺得體面光彩。定縣南宋村一個老太太,接到統累稅分配的條子,就手扶拐杖找到清會店當偽軍的孩子要錢,

 

“你要是中國人,快給我錢。”

 

他兒子手下沒錢,只得借了幾十塊錢給他母親去納累統稅。老百姓自覺納稅最根本的原因,用易縣靠山莊一個年輕媳婦的話最能解釋清楚,她背了四十八斤公糧,繞過敵人的炮樓,爬過封鎖溝送到根據地,交完稅后說,

 

“這是為了咱們自己,應當應份的!”

 

老百姓知道繳納的稅都是為了將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

 

不僅普通農民、工人擁護邊區征收統累稅,地主說:

 

“共產黨真是有能人啊,想出這么好的法子。”

 

行唐南伏流大地主1941年日寇掃蕩主動組織維持會,并當了會長,結果日寇將其女兒、兒媳全部強奸,現實使其驚醒掉頭抗日,這樣的地主在邊區不在少數。易縣、滿城、冀中各地,逃亡敵占區的地主搬回了邊區,而且后悔說:

 

“要早知道邊區有這么好的政策法令,我們早就回來了。”

 

××區地主苗培榮過去逃亡至敵據點南泉村,根據地實施統一累進稅后,他不堪敵寇之橫征暴斂,便舉家返回故鄉,自報了財產。隨后將其敵占區的兩個兒子也招了回來。靈邱東河南村地主白軒、盧巨卿等,自愿為統累稅工作晝夜奔忙;平山縣政府開辦統累稅訓練班,有地主自帶糧食要求參加。

 

征收統一累進稅不是一帆風順的。村干部為了本村的利益故意瞞報、少報收入。田賦、營業稅、所得稅、印花稅、救國公糧等取消,合并為統累稅。征稅范圍縮小了,地主完全交得起稅,他們想出很多方法來逃稅或偷稅。讓別人借耕一塊土地,條件是收取一筆現金借款。借地者根據雙方達成的協議,在一定時期內對借來的土地擁有支配權,在協議因期滿而終止時,土地所有者歸還借款,收回土地。把土地占有量降低到能夠應付統一累進稅的程度以下。

 

冀中五公區一個名叫李建亭的地主因不愿繳稅,便想出了一個辦法,他將土地暫時“轉讓”給同宗里最窮的一個親戚,由他來耕種,而土地仍屬于自己。因為土地轉讓的稅率也很低,成本遠低于李建亭自己納稅,又因為窮人交低稅或免稅,所以窮親戚也樂得多了土地自己耕種。這樣一來窮人就成了富人逃稅的同伙。地主分散土地占有權,把土地劃分給自己的兒子們。還有的地主偽造土地證件,以“顯示某些土地已經抵押、出租、出賣或者已交出去了”。還有地主讓自己的兒子參加八路軍,因為軍人家庭在稅收和其他待遇方面能夠得到特別的優待。

 

路線、政策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因素。面對問題以邊區政府先對村干部加以教育,樹立優秀村干部典型,帶動、影響其他的村干部。盂縣一個村農會主任,是個貧農,納十分統累稅,每年踴躍先交,還不斷動員別人早交納。每個區干部負責檢查、督促幾個村子的統累稅的征收。普通老百姓發明了簡便易于計算的征稅辦法,在鞏固區征收統累稅基本上是個技術工作,鞏固區征稅每年都是百分之百的完成,并不怎么困難。但在游擊區(1942年,游擊區占全邊區80%),征收、保管統累稅是需要付出鮮血的。

 

徐水縣長劉萍同志,被日寇包圍后,用槍打死了幾個敵人,最后他要自殺,槍彈已盡被俘。敵寇漢奸先則利誘,后則加以無法形容的酷刑,劉縣長不曾有一個字的口供。他憤怒的宣布敵寇的罪狀,日寇給他水、糧,說:

 

“鬼子的水和飯是臟的!”

 

絕食十天,光榮殉國。在劉縣長民族大義的感召下,偽工作人員偷偷與我方聯系,提供情報。三專區專員張沖,把自己騎的馬騰出來馱公糧,自己也跟民兵一起到游擊區去背,這一舉動大大激發了群眾的情緒,人們說:

 

“民主政府一心一意為咱們,咱們還不快快繳納!”

 

群眾監督,組織群眾到鄰村學習、考察稅收執行情況,并與本村實際情況做比較由評議委員會評議、計算,最后把分數列榜張貼,再請群眾公評,如有不服的,還可以請政府復查,復查不服,可以請各級民意機關(村代表會,縣議會)公開評議。淶源一個老頭子說:

 

“要是從前丈地報產,當區長的不知道要吃多少錢、發多少財!這會,民主政府造統累稅,區長什么也不落,還差點累壞了!可這地畝、人口倒是弄了個清清楚楚。”

 

還樹立繳納統累稅的開明士紳(地主)典型,以帶動其他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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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邊區農民選舉能為人民服務的村干部

 

縱死俠骨香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中唯一把權力深入到農村的,村級干部是黨的執政基礎,也因此犧牲也最大。為了適合游擊戰的特點,抗日根據地的征收的稅收都保存在稅源所在地,村村有糧站、村村有倉庫,可以到處取給,不誤需用,還節省運輸費用,減少損失,征收的稅收由當地村干部保存。

 

村政權的干部一律不脫離生產。某村抗聯會主席女干部郝秀金(她那村子處于敵人三面包圍,離堡壘只有半里路),歷年反“掃蕩”反“蠶食”,都是她領導群眾轉移,摧毀偽組織。1943年敵人突然占領了這個村莊,到了黑夜里,天下大雨,她領著民兵沖進村里,搶出了幾萬斤公草。第二天,又獨自爬回村內,帶出文件。在敵占區我黨為了避免損失,還積極開展兩面政權斗爭,對于日寇征糧采用“不給、少給、添點”,真正的糊弄洋鬼子。

 

一次,深南北黃龍據點向附近村莊不分大小,每村要錢1萬元,小米1萬斤,數量太大,各村一致不交。敵再次催要,區里便將全區

 

群眾組織起來,每人持一紅燈組成紅燈陣。數千人的紅燈陣包圍了北黃龍據點,各村聯絡員到據點報告:

 

“八路軍很多。”

 

日寇自動把錢糧數量減少但各村還是說:數目太大,一再討價還價,實在不行,再添點,最后每村只拿了一兩千元,就應付過去了。但日寇也不是笨蛋,為了掠奪糧食這個戰略資源,用種種的辦法殘酷對待干部、群眾。

 

唐縣小長裕村糧秣主任順子,為了保護公糧、被敵人用刀在頭上片片削刮以至骨頭格格作響,后又被敵人用火周身圍燒以至皮肉焦爛,他咬緊牙關,半句不哼。臨死時大罵漢奸并正告敵人:

 

“是中國人就不能讓你們搶去一顆糧。”

 

邊區婦女也表現出高昂的民族氣節,五臺,××村村長老婆被敵人木棒拷打,最后用鐵鉗夾住乳頭牽著走,以至痛死過去,而沒有說出任何藏公糧的地方。完縣北清醒村長李景堂被敵人用冷水灌肚,死去活來,始終不屈,臨死時猶大罵漢奸,高喊:

 

“我死也是抗日的村長!”

 

團結村工會主任張金山在敵人百般拷打后,帶他回村時堅決不去,高喊:

 

“殺使殺,砍便砍,決不走了!”

 

而從容殉國。截止到42年有三千七八百個區以上的干部光榮的犧牲或被捕了,村一級的就更多了。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黨員、干部的帶動下,群眾想盡辦法與日寇做斗爭。

 

井陘敵人在邊區征稅時,強迫人民把糧食送入它的“新民糧庫”美其名曰“代為保管”。群眾就想出一法,放出消息:

 

“八路軍三十六團到井陘來了,任務是等日本人集中糧食,一下子就搶走,不集不搶。”

 

偽縣公署聞訊大驚,下令防口、北徑、趙莊嶺三個偽大鄉暫不集糧,并把夏季強征的麥子分存各偽聯保處,防八路軍搶走。這樣一來,邊區稅務干部就趁勢全面突擊,完成了統累稅的征收和糧食的運輸,還把偽聯保處的麥子弄來了一部分。后來,邊區征收運輸完成后,日寇要糧了,老百姓就趕快堅壁糧食,十一月二十五日我軍和民兵到礦區和堡壘附近打了一夜,天明我軍已走,小作等村民,就向敵人報告,

 

“八路軍把糧食搶走了,你們不下去打,現在糧食一點也沒有了,請皇軍救濟吧!”

 

敵偽到各村檢查,各村砸了些破甕,街里撒了好多谷,敵偽信以為真,不得不假慈悲地說:

 

“八路軍太兇,沒法子的!你們人命還好好的,當時不集糧了,以后呈報石家莊司令部救濟吧!”

 

定唐縣13個村,“敵要糧590039斤”,由于反勒索斗爭的開展,“支應數僅為9049斤”。

 

為了把糧食交給邊區政府,游擊區群眾創造了很多辦法,如市場匯兌、老太太裝走親、接力式,長流水式,節節高式(沿村傳送一類的辦法)……人們說:

 

“民主政府和八路軍舍命為咱們辦事,一年交這么一點子,要不想法交到,那還有良心么?”

 

為了摧毀根據地軍民的抗日信心,日寇對手無寸鐵的普通老百姓舉起屠刀。

 

田家村一個十三歲的小孩被敵人用刺刀刺穿手掌,后又釘在門板上,而始終未暴露我方一點秘密。冀中反掃蕩中敵人兩次包圍安平羽林,毒打被圍群眾,強迫群眾指出抗日干部,結果沒有一人出頭指認。最后日寇惱羞成怒,拉出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嚴刑拷打,他的母親在旁邊大聲叫小孩“不許說”,敵人將小孩的母親拖向另外一個地方,母親還邊哭邊喊:

 

“孩子可別說呀,咱娘倆要死,死在一起,也不能留罵名。”

 

孩子被日寇打的死去活來五次,終未吐露一字。日寇無可奈何,只好說:

 

“沒法子,老百姓都是八路軍的。”

 

生為人杰,死亦為鬼雄,大丈夫當如是!

 

統累稅偉大作用

 

邊區納稅負擔面北岳區在80%,冀中在90%。41年,完成統累稅數占分配數的72.19%。1942年占94.02%,44年,許多群眾自動多交,有的地方突破百分之百!⑿這些數目里面,包含著許多可歌可泣的壯烈事跡,蘊藏著烈士的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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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第一編總論》第538頁

 

由上表可以看出,邊區財政自從41年開始征收統累稅向銀行借款比率逐年降低,42年借款雖然占財政收支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但是糧食價格也上漲了,統累稅的征收確實改善了邊區財政狀況。

 

邊區工商征收所得稅。規定除去人畜的消耗,每戶又除二千元的“免稅點”,征稅35%。1943年執行結果,負擔占總收人8.38%。44年爭取工業品自給,又再把稅率減低為3%——30%,又明令礦、鐵、造紙、火柴、鹽……等免稅。在城市,商店又征收極小小的營業稅,而工商運輸稅率僅1%——1.5%。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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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邊區會議時楊耕田參議員(右)與士紳參議員交談

 

工商業資金是免稅的,而地主出租土地,便要繳納財產稅(土地),這促使地主將資金轉營到工商業。阜平王快鎮地主顧老壽,抗戰前收租六十四市石,還開3個小藥鋪,主要靠吃租過活。抗戰后好多地主逃到山里坐吃山空,顧老壽卻還開藥鋪。有人對他說:

 

“打仗的年頭還嫌錢嗎?即使賺錢也得合理負擔你!”

 

他說:

 

“賺了錢就不怕負擔,即負擔一定是掙錢了,越負擔的多發財越大。”

 

統累稅實行,給他鼓勵更大,就擴大藥鋪,改為走藥行,一年就掙錢-百萬元以上,成為王快鎮上頭一家。他說:

 

“這不是咱自己的能力,抗戰前我還年輕、有力量,為什么不能發財呢?今天這是共產黨給咱們的福利,政府實行了保護政策(指藥材泡制免稅),跟著共產黨走準沒錯。”

 

因為統累稅規定投入到合作社的資金免收資產稅,地主將資金投入到合作社。阜平地主孫樂山與顧老壽經歷相類似,他曾當過東北軍軍、師、旅、的處長,青島水上警務所警官,減租前全家收租三十一石租,減租后收二十二石租。征收統累稅后1943年收回三畝地自耕,在勞動英雄胡順義幫助下勞動,同時將三萬多資金投入到皮革廠和合作社。當選為阜平縣議員,晉察冀邊區參議員。

 

到訪過邊區的國際友人對統累稅評價極高,英國電信專家林邁可先生說:

 

“在行政方面,他們精簡人員百分之五十,而工作效率并未降低,因而使得他們得以減輕稅率(統一累進稅)的征收。這是組織工作上一個很大的成就。和我談過這個稅制的所有老百姓,都認為這是一種公平合理和管理得很好的稅制。”

 

印度授華醫療隊的柯棣華大夫,考察晉察冀時說:

 

“中國共產黨和資產階級合作的政策,在三三制和統一累進稅中表現的再明白沒有了!”⒁

 

不僅國際友人給予統累稅的征收極高評價,1941年日寇的一份情報報告指出:

 

“與合理負擔稅收政策相比,統一累進稅政策更加一致,它增加了階級性和促進了稅制的反封建性質,同時增強了有生氣的抗日力量,使貧農和中農的力量大大地得到了加強。”⒂

 

據北岳區35個村統計,1937年到1942土地占有關系的變化為:

 

“地主由占有全部土地的16.43%下降到10.17%,富農從21.92%下降為19.3%5。同一時期,貧農由占有土地的17.92%上升為19.37%,中農由占有土地的41.6%9上升為49.17%”

 

另據冀中區五縣六村的調查,

 

“地主富農所有的土地占總土地的比例,1937年為44.6%,1946年土改前夕為16.4%;相反地,貧農中農及其他階層占有土地的比例,則由1937年的55.%4上升到83.6%。”

 

土地占有的變化表明黨在敵后根據地實施的一系列政策,減租、減息,征收統累稅,組織合作社等在不改變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礎上成功的削弱了封建經濟基礎,為日后徹底的摧毀封建經濟的土改打下了基礎。

 

黨的政策使占邊區人口最大的貧雇農生活出現了明顯的改變。農民手里有了土地勇于向土地投資,增加了糧食產量,改善了生活。阜平是河北著名的貧窮地方,往年一到春初,人民便饑餓無糧,眼巴巴等待著樹葉充饑。老百姓把楊樹葉叫“楊大人放賬”,抗戰前為爭楊樹葉而打架的事也是常見現象。往年,人民趕集總是帶著糖菜餅子,而到了四五年抗戰結束前帶的是黃米干糧,以前每人每年穿不到一小匹布,到1944年是平均每年兩小匹布還多了。美軍觀察組陸登少校,曾在阜平城廂集上看見農民拿著一大把、一大把的鈔票,買很多東西回家,他驚嘆不止,趕緊拍照留念。也正因為中共共產黨在敵后根據地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才能動員絕大多數的農民進行抗戰,也就贏得了中國的未來。

 

統累稅不僅改善了農民的生活,支援了抗日還鞏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削弱了封建經濟,還有另外一個偉大的作用,用易縣靠山莊年輕媳婦的話,

 

“這是為了咱們自己,應當應份的!”

 

讓一群曾不知道國家、民族為何物的普通農民知道自己身上對這個國家所應承擔的責任!

 

本文資料選自:

⑴《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軍事作戰》臺灣國史館編輯2015年出版第366頁。

⑵⑷⑿⒀⒁《晉察冀人民翻身記》晉察冀人民斗爭史編輯部1982年版第9頁、第102頁、第113頁、第117——118頁、第110頁

⑶⑻⑽《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4-財政金融篇》魏宏運主編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出版第153-154頁、第457頁、第355-358頁

(5)《彭真年譜》第一卷彭真傳編寫組編、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出版第147頁

⑹《毛澤東經濟年譜》顧龍生著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46頁

⑺毛澤東《論新階段》

⑼孫元范《關于統一累進稅在晉察冀的實施》《解放日報》1942年8月10日轉引自《資源的集聚與分配:華北村莊在近代以來權力下延中的變遷》唐海華著吉林大學出版社2017年出版第112頁

⑾《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統一累進稅研究》劉雅娟著太原理工大學碩士論文第44頁

⒂《走向革命—華北的戰爭、社會變革和中國共產黨1937-1945》(瑞典)達格芬·嘉圖著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167頁未見標注的見《晉察冀抗日戰爭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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