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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愛國:推進私有化將從根本上動搖共產黨的執政基礎
點擊:  作者:路愛國    來源:察網  發布時間:2019-12-23 10:46:33

 

       摘要: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綱領是建成共產主義,最低綱領是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而不管最高綱領還是最低綱領都要求消滅剝削制度即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這個建黨的初衷體現在一大黨綱中,也體現在隨后的黨章中。而如果推進私有化是正確的,那么,在建黨80多年歷史中,除了推進私有化的改革年代,共產黨三分之二以上的革命和建設歷史就成了在錯誤路線指導下的錯誤實踐,等于從根源上否定了共產黨自身。

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面臨許多問題,包括一些黨的干部和領導班子的領導方式和能力,一些黨員干部脫離群眾,一些黨的基層組織軟弱渙散,腐敗現象嚴重等等。這些問題的確需要認真解決,否則,的確嚴重影響黨在群眾中的威信,影響黨的執政能力。

但在目前,對共產黨執政能力最大的潛在威脅來自私有化。根據唯物主義基本觀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一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不需要共產黨掌權,也不可能允許共產黨長期執政。正像資產階級掌權的資本主義國家從來沒有、也不可能以公有制為基礎一樣,共產黨掌權的國家也不可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之上。從長遠來看,由于私有化從根本上改變國家的生產關系,推進私有化對共產黨執政地位產生最致命的威脅。

蘇聯和東歐的實踐表明,共產黨xia臺必然意味著重建私有制;歷史還將證明,無論以什么名義,無論采取什么形式,推進私有化必然導致共產黨最終喪失執政地位。如果其他問題可以經過共產黨本身的努力得到解決的話,例如歷史上的各種黨內外教育運動加強了共產黨的戰斗力,那么,私有化則是一條不歸路,一旦在這條路走下去,共產黨本身無論怎樣努力,都難以扭轉退出歷史舞臺的命運。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因此,從共產黨的利益出發,維護公有制應該被當作維護其執政地位的不可逾越的底線,而推進私有化無疑于促使共產黨在自我毀滅的道路上迅跑。可以說,私有化是世界為數不多仍在執政的共產黨所能采取的最不明智的舉動。

一、為什么推進私有化將導致共產黨喪失政權

首先,推進私有化摧毀共產黨執政的理論基礎和根本宗旨。

《共產黨宣言》指出:“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

在中國,共產黨執政的重要目標是領導人民實現國家富強、祖國統一、人民富裕,但嚴格說來,這并不是區別共產黨和其他政黨的根本標志。無論中國還是國外,幾乎所有執政和在野政黨都認同國家富強、祖國統一、人民富裕的目標,包括代表大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它們無不宣稱自己為國家、民族利益服務,無不宣稱自己是領導實現這些目標的最佳人選。共產黨與所有這些政黨的根本區別在于,它不僅主張實現這些目標,而且主張在消滅私有制的基礎上實現這些目標,認為只有消滅私有制,才能消除萬惡之源,使人民真正擺脫奴役地位,在實現國家富強的同時,使勞動人民成為財富和國家的主人。一句話,共產黨與其他任何政黨的根本區別在于共產黨主張消滅私有制。

消滅私有制就是建立公有制經濟的過程,而建立和完善公有制經濟是現代人類歷史的創舉。創造性的工作意味著沒有現成的道路好走,因此總是充滿了艱難險阻和巨大挑戰。中國共產黨在一個經濟相對落后的國家掌握了政權,在這種情況下,建立什么形式的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具體步驟如何,需要建立怎樣的相應機制等等,解決這些問題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而且只能通過不斷探索和試驗,在實踐中逐步完成,因此,中國共產黨政府從不排斥改革創新,事實上,建國以來的經濟建設過程就是一部不斷改革創新的歷史。但是,無論進行怎樣的經濟調整和改革,對共產黨來說,消滅私有制應該是一個不能動搖的大方向。如果一個執政的共產黨非但不大力建立和擴大非私有制經濟,不斷完善新生的公有制經濟,朝著最終消滅私有制的方向努力,反而鼓勵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甚至通過種種方式,動搖甚至挖掉已經建立起來的公有制基礎,導致已經基本上消失的私有制死灰復燃,甚至逐漸占據國家經濟的主導地位,這個黨事實上已經放棄了自己的理論基礎,背離了自己的根本宗旨,把自己混同于剝削階級政黨。

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綱領是建成共產主義,最低綱領是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而不管最高綱領還是最低綱領都要求消滅剝削制度即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這個建黨的初衷體現在“一大”黨綱中,也體現在隨后的黨章中。新中國的建立和隨后的社會主義改造歷程,見證了共產黨是一個言行一致、光明磊落的政黨,它忠誠實踐自己的綱領,兌現自己的莊嚴承諾,長期得到中國大多數人的信任和支持。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盡管共產黨在領導革命和建設中犯過錯誤,出現過失誤,但并沒有動搖廣大人民對黨的信念,因為黨的宗旨沒有改變,錯誤和失誤是在實現自己宗旨的過程中出現的,而這個宗旨是得到廣大人民普遍認可的。

但是,如果共產黨政府推進私有化,情況就會完全不同。這表明共產黨中途轉軌,放棄自己建黨初衷和宗旨,扭轉了長期以來以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昭示天下的傳統形象。更嚴重的是,失去了公有制這個安身立命之本,共產黨不得不把自己執政的合法性建立在經濟增長上。但是,與公有制這個磐石相比,市場經濟猶如起伏不定的江海。歷史常識告訴我們,市場經濟不可能只有漲潮沒有退潮,只有繁榮沒有衰退,無論經濟增長多么出色,到一定階段必然出現低潮。綜觀世界,由于經濟波動導致執政黨下臺和政府更替的事例司空見慣。在經濟遇到困難的時候,人民有權要求一個搞不好經濟的政府下臺,包括那些未必對經濟困難負有直接責任、但卻碰巧在位的執政黨。因此,對共產黨來說,把經濟增長當作自己安身立命之本,無疑于把執政的命運押在了變換不定的事物上,極大增加了自己未來地位的不確定性。

設想一下,中國經濟發展出現波動會出現什么情況。如果共產黨繼續堅持公有制,保持自身的先進性,經濟發展即使遇到暫時困難,仍然不大可能動搖它的執政地位,因為共產黨在所有制問題上兌現了對人民的承諾,只要人民仍然支持公有制,共產黨的領導作用就是不可替代的,它仍然有機會領導國家重振經濟,例如三年困難時期和文化大革命時期那樣。相反,如果共產黨推行私有化,把自己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經濟發展或者“實現小康社會”上,經濟一旦出現較大波動,人民生活一旦出現較大困難,對共產黨執政將帶來毀滅性打擊,因為這表明它沒有能力實現自己的承諾。到那時,共產黨又有什么理由不允許其他政黨競爭上臺,如果后者宣稱自己更有能力推動經濟發展、實現“小康”?

亞洲四小龍和我國其他周邊國家的實踐表明,保持經濟較快增長,甚至實現一定程度的經濟趕超,并不必然需要在共產黨領導下才能實現,也就是說,在發展經濟或者說“實現小康”方面,共產黨執政并不是不可替代的。但是,在公有制條件下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執政者則非共產黨莫屬,因為唯有共產黨不但主張發展生產力,而且主張消滅私有制,在公有制為基礎上解放生產力;不但主張增加社會財富,而且主張全社會共同富裕,平等分享社會財富;不但主張“實現小康”,而且主張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在這個意義上,用“小康社會”代替“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是非常不明智的,因為任何執政黨都可以把前者當作自己的目標,而惟有共產黨執政才會把后者當作自己的目標。)

第二,推進私有化從根本上動搖共產黨執政的階級基礎。

《中國共產黨章程》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領導人民奪取政權,改變了工人階級作為私有制條件下資本奴隸的地位,奪回了本來屬于他們的勞動果實,隨后,通過建立公有制,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變成了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者。掌握生產資料的階級是一個國家的統治階級。共產黨政府代表工人階級掌握和管理生產資料,其他不掌握或者只擁有少量生產資料的階級即使長期存在,也根本不能對共產黨執政地位形成實質性挑戰。作為代表工人階級這個國家主人的先鋒隊,共產黨執掌國家政權完全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推進私有化意味著鼓勵私人占有生產資料,一方面催生出新生資產階級,另一方面導致越來越多的勞動者重新淪為在市場上出賣勞力的群體,其中一些人甚至變成朝不保夕的“弱勢群體”。隨著工人階級喪失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他們由國家的統治階級變成了被統治階級,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共產黨繼續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它的地位實際上相當于1949年以前的革命時期,即代表不掌握生產資料的無產階級,而它的使命應該是領導工農群眾奪取政權,把生產資料掌握在自己手里。但目前吊詭之處在于,在現實中,共產黨仍然處于執政地位,只不過自己所代表的階級已經不是統治階級了。這種極度矛盾的錯位狀況不可能持久存在,它不符合我們所有已知的歷史邏輯。

隨著私有化的深入,隨著大量國有企業改制,不但新工人幾乎全部以雇傭勞動者的身份進入勞動力市場,而且許多國有企業的職工也淪為雇傭勞動者。馬克思基本原理說,雇傭勞動者在市場經濟下的確獲得了“自由”,也就是出賣勞動力的自由,只不過,即使在勞動力市場上得到公平價格,他們在勞動場所的命運也只有被榨取剩余勞動一途。無論在市場還是在工廠,資本永遠處于強勢地位,這是一切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的鐵律。

私有企業的壯大必然造就一個越來越強大的資產階級。這個資產階級從自己擁有的企業/商業的工人身上不斷獲取利潤,積累財富,隨著財富增長,他們必然采取各種各樣的方式,努力獲得相應的政治權力,以便保衛自己的利益。市場化和私有化越深入,資本家階級掌握的財富越多,他們尋求政治主導權的愿望就會越強烈,他們實現自己目標的實力也會更強大。從長遠來看,如果私有化方向不變,總有一天,資產階級會形成自己的政治代表,謀求與他們的經濟實力相當的政治權力,直到最終掌握國家政權,名正言順地按照他們面貌改造整個中國。共產黨如果不想變成一個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它在掌握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面前就會越來越無招架之力,被迫下臺只是遲早的問題。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推進私有制、進而從根本上改變生產關系的過程,就是共產黨親手造就自己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過程。

有人提出,共產黨可以駕馭資產階級。但問題在于,究竟是共產黨駕御資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駕御共產黨,不取決于共產黨本身的愿望或者意志,而取決于雙方的力量對比。指望依靠意志力量維護自己執政地位不過是一廂情愿。沒有堅實的物質基礎,思想、教育等非物質力量作用有限,因為批判的武器永遠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自己所代表的階級喪失了生產資料,甚至變成了“弱勢群體”,連共產黨政府的正常運做都越來越依靠資產階級納稅,共產黨又能依靠什么來駕馭日益壯大的資產階級呢?在不少地方,“能人”即有錢人已經取代了共產黨,公然、合法地成了地方經濟或村民致富的所謂帶頭人,致使群眾開始把富裕的希望從共產黨身上轉到了這些富人身上,以前指望和依靠共產黨,而現在則不得不指望和依靠有錢人。在某種意義上,這相當于事實上向富人出讓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導權,同時把群眾推向資產階級懷抱。

資產階級并不真正支持共產黨,也永遠不會支持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在目前共產黨仍然執政的情況下,他們表現出來的服從不過是生存之道,他們在等待自己的成熟,也在等待共產黨本身的演變。只要私有化大方向不變,時間就在他們一邊。一旦勢力壯大,時機成熟,他們必然自立門戶,或者尋求政治代理人,或者公開建立代表自己利益的政黨參與政治,與他們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同類一樣主導國家政治,根據資本家的利益制定保護資產階級法權的法律和秩序。

面對日益壯大的資產階級和日益衰落的工人階級,共產黨很可能不得不悄然改變自己的立場,用某些貌似中性、實則曖昧的提法,模糊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階級性,淡化社會主義的理想和目標,力圖通過改變自己,向有產者/資本家階級靠攏,獲得他們的擁戴和支持。只要允許資本家入黨,隨著時間的推移,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組織便會蛻化為業主/資產階級的政治組織,而所謂“全民黨”充其量不過是資產階級政黨的過渡形式罷了。

所以,不要說共產黨變成“全民黨”已經形成了對社會主義的背叛,即使中國共產黨真想成為一個全民黨,打算代表相互對立的各個階級的利益,在實踐中也是根本行不通的,尤其在階級分野日益分明的今天。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共產黨不但拋棄自己代表的無產階級,脫離其他勞動大眾,同時,除非心甘情愿變成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否則,也會在被利用之后遭到日益渴望政權的資產階級拋棄,最終陷入孤家寡人境地。

第三,推進私有化極大削弱共產黨政府的組織能力和行動能力。

在“國退民進”(實質上是“公退私進”)過程中,維持政府職能的經濟來源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共產黨不能不越來越依靠來自私有企業的稅收過日子。這種經濟依賴性必然改變共產黨的依靠力量和服務對象,從根本上限制了共產黨執政的效率和行動能力。這個問題越往基層越明顯。目前,全國縣級以下國有企業幾乎消失殆盡,私有企業成為所謂“利稅大戶”,沒有這些企業納稅,地方政府甚至不能保持正常運轉。這就把把共產黨基層政權逼進了一個死角,私有企業成了共產黨政府的衣食父母,除了依靠他們之外別無選擇。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開始媚富、傍大款,直到官商勾結,沆瀣一氣。事實表明,一旦喪失了公有經濟的支撐,一旦私有企業變成政府收入的基本來源,官商勾結具有必然性,不這樣做反而是不正常的。

按照權利與義務相統一的原則,政府必然被要求向納稅戶提供相應的服務,于是,“為納稅人服務”越來越經常地出現在政府話語中,大有取代共產黨“為人民服務”這個傳統口號的勢頭。說到底,正是由于私有化的發展,使新興資本家階級變成了所謂納稅大戶,給了他們要求共產黨政府為自己服務的權利。

不僅政府稅收要依靠資本家,而且地方經濟發展也要依靠資本家,資本家階級從而獲得了要求政府為自己服務的雙重資格。越來越依靠資本家階級的共產黨政府,不能不與廣大勞動人民形成對立,這在發生勞資沖突的時候尤其明顯。這時,本應代表工人階級的一些共產黨基層政府,出于自身生存和地方經濟的考慮,生怕傷害了資本的利益,因此常常不惜犧牲勞動者利益來“維護良好的投資環境”,為資本家利潤積累創造條件。的確,假如各級政府自己不掌握生產資料,如果不依靠有產者投資和組織生產,又能依靠什么來“繁榮”當地經濟呢。

這種利益關系大大損害了共產黨的組織和行動能力,尤其在地方,私有化迫使共產黨政府越來越依靠私人資本,結果,一些地方政府不再完全服從中央,在發生矛盾或沖突的時候,其決策和行為越來越搖擺于兩端之間:是不折不扣地執行中央指示,還是滿足當地“納稅大戶”的需要?是服從全國大局,還是地方利益為先?衡量的天平越來越向地方資本勢力傾斜,導致中央政令不通,上傳下達渠道阻塞,共產黨令行禁止的非凡行動能力遭到嚴重削弱,中央管不了地方的現象愈演愈烈。共產黨越來越說到做不到,即使有心殺敵,也難免無力回天。

共產黨歷來以高超的組織能力和辦事能力著稱。但這些年來,中央政府心想事成的記錄可以說越來越糟,基本是想什么,偏偏做不到什么。說要“共同富裕”,實際上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說要在20世紀末消滅貧困,實際上不但目標沒有實現,貧困問題反而變成了社會痼疾;說要反腐倡廉,實際上腐敗之風越刮越盛,甚至不少地方的干部前腐后繼,成片爛掉;說要搞好生態環境,實際上環境治理投資不少而成效甚微,濫用資源和破壞生態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說要保持社會穩定,實際上“群體事件”呈增長趨勢,刑事案件頻繁發生,自殺死亡數字驚人,礦難死傷人數排到了世界前列,社會安全感大大下降;等等。其他一系列問題,例如官員大吃大喝、請客送禮、偷稅漏稅、各種違規操作、吸毒販毒、嫖娼賣淫、賭博、卷土重來的傳染病、失學、失醫、造假、圈錢等百姓關心和痛恨的問題,中央三令五申,多次提出要加以根治,實際上沒有一個得到徹底解決。發生在資本主義國家的這些社會丑惡現象,現在幾乎無一不能在中國找到,更為嚴重的是,這些現象在人們眼中慢慢成了“正常現象”,成了社會生活的“天然”組成部分。這說明,中國政府越來越把中國視同于其他社會,而人民也無可奈何地越來越不指望享受社會主義優越性了。

的確,與亞非拉美發展中資本主義國家相比,目前,除了GDP增長較快這種數量差別之外,以及除了共產黨執政的政府之外,中國在經濟社會體制上與它們已經沒有明顯差別,而且,由于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發展長期嚴重滯后,不要說與發達國家相比,即使與某些同等經濟水平的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在教育、醫療、全民文化等領域也已經喪失了任何優越性。中國越來越像一個處于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野蠻資本主義國家。

為什么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會說到做不到?一個解釋是,如果中國政府真心想要實現某些目標,憑借共產黨的傳統強項,即強有力的組織和行動能力,它是不難做到的。但在現實中,許多應該解決的問題的確沒有得到解決,反而越來越積重難返。很難把這種現象完全歸因于共產黨有意放縱不管、任其發展。真相在于,共產黨的辦事能力已經大大減弱,在一些情況下,它非不為,實不能也。

導致共產黨治理效力降低的元兇就是私有化。一方面,私有化導致產生兩個決策中心,除了共產黨政府這個公開的決策中心,還有掌握財富和生產資料者這個潛在的決策中心,后者對前者形成越來越嚴重的制約,對其行動能力發揮嚴重掣肘作用,往往使黨的決策不了了之或者功虧一簣。另一方面,私有化從根本上破壞了黨和群眾的血肉聯系。推進私有化把勞動者變成打工仔,他們直接聽命于為他們提供就業機會的雇主,這與公有制條件下的工作性質完全不同。對群眾而言,政府既然不能提供就業,保住飯碗當然比響應黨或政府的號召更重要。這就使共產黨與勞動群眾的關系越來越疏遠,對群眾的號召力也必然越來越低。

動員和組織群眾本來是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和力量所在。如果不能依靠和組織廣大群眾,共產黨就會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就會組織渙散,行動不力。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法律法規多么健全,法制建設多么完善,并不能真正增強共產黨的執政能力。這一點,看看我們近年來的實踐,再看看發展中資本主義國家大多數政府在治理國家上的無能或低效,應該是不難理解的。

第四,推進私有化徹底顛覆共產黨執政的意識形態和價值體系。

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就是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它與歷史上一切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相對立。共產黨的世界觀和價值觀表現為:勞動創造價值而不是資本創造價值;剝削有罪;造反有理;一切勞動果實歸勞動者所有;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建立社會主義、進而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反對以個人私利為核心的價值觀,提倡大公無私的精神和集體主義精神;樹立社會主義信念,把個人融入集體和國家社會主義事業中;提倡團結友愛、謙虛謹慎、艱苦奮斗、光明磊落、勤儉節約;批判和擯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舊觀念舊思想;黨的干部和黨員要發揮模范帶頭作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等等。

共產黨意識形態的核心在于“為公”,立黨為公是共產黨意識形態的本質特征。這個思想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來源于共產黨的信仰和奮斗目標,即消滅私有制,建立人人平等、沒有剝削的社會。在毛主席領導下,在長期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共產黨身體力行,把為人民服務作為行動的準繩,具體體現了這種精神,贏得了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愛戴。共產黨執政后,通過建立公有制生產關系,不但兌現了對人民的諾言,而且使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擁有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從理論上說,公有制體現的是人民的共同利益,維護公有制等于維護個人利益,因此,極大限制了集團/個人爭奪私利的范圍和激烈程度。正是在公有制的土壤上,舍己為人、助人為樂、利他主義等社會理想,得以從個別人的道德餞行,上升到指導社會行為的普遍準則,影響著人們的道德觀念和日常言行。事實上,這種意識形態和道德標準體現了人類對美好事物的普遍向往,但只有在公有制條件下,它們才具有了從理想變為現實的可能性。

但是,推進私有化使社會的階級和利益結構發生急劇變動,私有經濟的不斷擴大對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形成巨大沖擊,使私有觀念隨私有產權一道卷土重來,重新開始占據意識形態主導地位。眾所周知,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通行叢林法則,崇尚所謂優勝劣汰、弱肉強食,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是私利,溫情脈脈面紗掩蓋的是赤裸裸的金錢關系。隨著私有產權的建立和擴大,價值觀重新被顛倒過來。由于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與提倡個人發家致富的私有制社會格格不入,推進私有化把共產黨推向了左右為難的尷尬境地,在意識形態上喪失了過去一貫的光明磊落,既不肯放棄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這面旗幟,又不能與資產階級決裂,于是腰桿不直,說話不硬,底氣不足,甚至言不由衷,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挑戰面前開始潰不成軍。由于共產黨意識形態和價值體系與私有經濟的現實格格不入,為了不致顯得過于迂腐甚至荒謬,共產黨不得不“與時俱進”,向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妥協,寄希望于不知不覺間完成意識形態的轉向。

例如,共產黨主張消滅剝削,而推進私有化實際上以鼓勵剝削為前提,剝削非但無罪,而且有功,而反抗剝削反倒可能被戴上破壞“先進生產力”的罪名。共產黨主張逐步消滅階級,主張人人平等,但私有化不但必然產生階級分化,而且導致兩極化愈演愈烈。當工人失去工作、打工者拿不到報酬、許多人不得溫飽、而有產者財源滾滾、富人窮奢極欲的時候,人人平等只能淪為笑談。共產黨主張勞動光榮,而私有化使勞動者重新成為為他人創造剩余價值的工具,對那些超時工作的“血汗工廠”工人或任何打工者來說,勞動光榮又從何談起。在這種情況下,提倡大公無私、無私奉獻對勞動者有害,對資本家也未必有益。總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和價值體系根本不適用私有制社會,因此才會日漸衰微、氣息奄奄,逐漸從社會主流變成了支流。

再如,共產黨歷來要求共產黨員尤其黨的干部吃苦在前、享樂在后,但如果這樣做的后果無非造就出一批窮奢極欲的富豪以及日益卑微化的勞動大眾,堅持黨員干部操守的意義又在那里?在利己主義被奉為社會信條的時代,對干部實行脫離群眾的高薪根本不可能養廉,因為日復一日地面對資本家階級的巨大財富和奢侈生活方式,黨員干部不甘下風的攀比心理必然膨脹,手中的權力很容易變成權錢交易的籌碼,這樣,保持清廉尚且不易,吃苦在前、享樂在后更是難上加難,這種要求實際上不再具有普遍可行性,變成了對個別“圣人”而不是對廣大黨員干部的要求。普通黨員同樣面臨進退兩難的問題,例如,在私企工作的黨員,應該怎樣做才符合黨章的要求,是站在工人階級一邊與資本家斗爭,組織起來,奪回勞動果實,推翻剝削制度,還是響應政府推動“民營/私有企業”發展的號召,老老實實作資本家的馴服勞動工具?當黨員們兢兢業業為資本家創造剩余價值的時候,如何體現共產黨的價值體系,如何發揮共產黨先鋒隊作用?總之,推進私有化使共產黨難以理直氣壯地宣傳自己的價值觀,更難以把以往的雷鋒、王進喜、甚至改革中的許振超這類工農兵模范作為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學習楷模,保持黨員先進性實在是無從談起。

隨著私有經濟日益強大,大眾傳媒不再主要是共產黨/無產階級和勞動大眾的喉舌,而越來越變成了資本/資本家階級的工具。在金錢運做下,許多傳媒大肆宣揚剝削階級價值觀,大樹特樹資本主義社會備受推崇的個人發財致富和所謂企業家(實為資本家)精神,讓他們成為社會效仿的榜樣。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和價值觀隨著私有化的推進日益深入人心,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由于缺乏公有制的支持,自己推進私有化的行動否定了自己的宣傳,因而越來越喪失公信力,喪失人民的信任,越來越像是一種虛假宣傳。

總之,這些年來,我們目睹了改制過程中出現的全面思想混亂,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幾近崩潰,社會道德大幅度淪落,金錢在普遍的信仰危機中上升為個人成就的核心標志。在喪失了社會主義這個共同目標和社會理想的情況下,民族主義被當作凝聚社會人心的粘合劑。然而,訴諸民族主義是各式各樣其他政黨的拿手好戲,其極端形式表現為民族壓迫甚至種族滅絕。共產黨的本質特征恰恰在于它堅持階級學說,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把民族解放和國家發展置于社會主義事業的大前提下。如果淪落到惟有祭起民族主義旗幟的地步,共產黨與其他政黨的區別也就不存在了。

第五,推進私有化從根本上否定共產黨的歷史,最終導致否定共產黨自身。

與歷史上任何革命不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不僅僅是改朝換代,用一個剝削制度代替另一個剝削制度,而是從根本上推翻剝削制度,建立沒有剝削的嶄新社會。產生剝削的根本原因是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即私有制,因此,所謂推翻剝削制度,說的就是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在這個基礎上消滅剝削,實現按勞分配,走共同富裕道路,建立民主平等自由的社會主義。這是共產黨實行社會主義民主、帶領中國跳出歷史周期律的基礎。

共產黨能夠在艱苦的條件下得到人民擁護,得到仁人志士的追隨,能夠由弱到強,打敗所有強大的敵人,直到奪取全國政權,正是由于它的這個宗旨具有前所未有的強大吸引力,它提出的推翻剝削制度、勞動人民翻身解放和當家作主的理想代表了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和要求,而共產黨執政的新中國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人民的政權,得到了廣大人民的支持。

中國共產黨同“一切剝削階級政黨”的根本區別不在于它是否在口頭上宣稱代表人民,因為任何政黨為了爭取選票都會這樣聲稱,而在于共產黨能夠通過建立和發展公有制,從根本上消滅了剝削階級產生的土壤,從而最大限度地維護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成為真正代表人民掌權的執政黨。任何剝削階級政黨都做不到這一點。

推進私有化則完全否定共產黨長期為之奮斗的目標,進而否定中國共產黨本身的歷史。

推進私有化等于全盤否定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舊社會各種丑惡現象叢生,許多有志之士當年懷著改天換地、建立新中國的愿望,加入到共產黨隊伍中,無數優秀黨員和贊成黨的事業的仁人志士為中國革命付出了巨大犧牲,直至生命。然而,推進私有化導致舊病復發,原來已經滅跡或基本消除的社會惡疾再次泛濫,“舊社會”現象重現,例如,少數人家財萬貫,許多人不得溫飽;有權有勢者耀武揚威,“弱勢群體”低三下四;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社會上笑貧不笑娼;等等。面對這種情況,共產黨恐怕難以理直氣壯地批判舊社會,從而難以理直氣壯地堅持自己革命歷史的正確性。試想,如果推翻一個私有制,最后不過證明是用另一個私有制取而代之,革命帶來的變化只不過是各階級成員的調整,那么,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與歷史上的改朝換代就不存在本質區別,而共產黨堅苦卓絕的斗爭歷史,也無非是利用人民的支持打江山、坐江山的歷史,這樣,人民又有什么特殊理由一定要擁護共產黨繼續執政呢?

推行私有化不僅否定共產黨的革命歷史,而且否定共產黨的建設歷史。共產黨執政后逐步建立起公有制,成功地從源頭上消滅了舊社會丑惡現象。建國初期,公有制不占主導地位,各種所有制并存,私有經濟力量相對較強。但是,由于這種狀況導致兩極分化重新抬頭,舊社會現象出現故態復萌苗頭,此外,私有企業與新生的公有經濟以及共產黨領導的政府不斷出現摩擦甚至沖突,為了維護新生的革命政權和年輕的社會主義事業,維護革命的成果,共產黨領導人民開展了以建立公有制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奠定了公有制基礎,創造了建國后前30年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奇跡。推進私有化則反其道而行之:農村小農經濟的復歸基本上否定了農業集體化運動;國有企業讓位給私有企業基本上否定了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鼓勵私人資本進入各個經濟領域基本上否定了國有化措施;打破“鐵飯碗”基本上否定了有保障的全民就業;各行各業的產業化/商業化基本上否定了原有的社會服務體系和教育體系;等等。一句話,推進私有化使整個社會重新化公為私,這實際上全盤否定了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的合理性,否定了圍繞生產關系變革的各種運動和措施的合理性,也否定了共產黨建國后前30年的基本方針路線,客觀上把這個時期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定位于一場歷史性錯誤。

如果消滅私有制、鞏固和擴大公有制不再被認為是正確的宗旨和實踐,而推進私有化反倒是正確的,那么,在建黨80多年歷史中,除了推進私有化的改革年代,共產黨三分之二以上的革命和建設歷史就不能不是在錯誤路線指導下的錯誤實踐。顯然,推進私有化必然導致共產黨用自己的行動否定自己的歷史,這也難怪這些年來翻案之風盛行,從否定建國以來各種運動,到質疑建國初期的抗美援朝,甚至建國之前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本身。從發展私有經濟的觀點看來,共產黨領導推翻私有制的革命實無必要,建國后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更屬于瞎折騰,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共產黨大部分歷史中的所作所為無非使歷史走上彎路,耽擱了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

由此可見,推進私有化割裂黨的歷史,通過否定共產黨的基本宗旨,改寫了共產黨革命和建設的歷史。否定了自己的歷史,也就等于否定了自己,不知不覺地把自己放到了歷史罪人的位置上。如果共產黨在自己大部分歷史中執行錯誤路線,那么,對這樣一個歷史不光彩、在根本原則上搖擺不定、見異思遷的政黨,人們自然有權質疑它當前執政的合法性,甚至質疑它取得政權的合法性。這是推進私有化不可避免的政治惡果。

二、共產黨演變的幾種可能性

綜上所述,私有化是對共產黨執政地位最嚴峻、最致命的威脅,因為它摧毀共產黨執政的理論基礎和根本宗旨,動搖共產黨執政的階級基礎,削弱共產黨政府的組織能力和行動能力,顛覆共產黨執政的意識形態和價值體系,從根本上否定共產黨的歷史,導致否定共產黨自身,使共產黨難以實現長治久安。

公有制不是共產黨執政的充分條件,正如蘇東波所表明的,它并不能保證共產黨不喪失政權。維持共產黨政權還需要一系列其他重要條件。但是,公有制是共產黨執政的必要條件。推進私有化,即通過“國退民進”(讀為“公退私進”)重建私有制,結果只能是破壞共產黨執政的必要條件,讓共產黨最終喪失政權。

在這條道路上走下去,共產黨面臨以下幾種演變可能性:

一種是名存實亡。私有化過程中,少部分人掌握越來越多的生產資料,資產階級日益壯大,當他們手中的財富積聚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在政治上表現自己,組成代表自己利益的政黨,在執政問題上與共產黨進行較量。由于不再掌握生產資料,共產黨力量大為削弱,不足以與掌握生產資料、羽翼豐滿的資產階級政黨抗衡,因而,共產黨或者被非法化,禁止參加政治,從而完全轉入地下;或者作為合法存在的在野黨茍延殘喘,成為資產階級政黨游戲中無足輕重的小角色,喪失了戰斗力和重新執政的希望。

另一種是名改實亡。共產黨內有些人可能希望共產黨逐漸演變為例如社會民主黨,即資產階級政黨中主要代表所謂中產階級的分支。如果能夠成功轉型,共產黨改名為社會黨、民主黨或社會民主黨,原有的共產黨也就不復存在了。即使如此,這個黨在與大資產階級政黨爭奪政權的斗爭中很可能長期處于下風。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目前的經濟結構導致兩極分化嚴重,中間階層不發達,社會將在較長時期呈現金字塔結構,共產黨變成社會民主黨之后恐怕也難以名實相符。同時,共產黨領導層如果有這種打算,這種轉變很可能不會順利,有可能以共產黨分裂告終。

第三種是名亡實亡。在日益強大的資本/買辦軟硬兼施的壓力下,共產黨本身演變成大資本代言人,變成資產階級政黨,具體步驟是不斷修改黨章,改變黨的組成,把越來越多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拉進黨內,從而改變黨的性質,最后改變共產黨的名稱,完成蛻變轉型,變成代表中國最有勢力的大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的政黨,成為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

共產黨kua臺符合誰的利益?符合和平演變社會主義中國的西方國家利益,符合國內被推翻和正在重新崛起的剝削階級的利益,特別是符合國內新興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的利益。假如不幸出現這樣的結局,盡管可能給中國社會帶來動蕩、分裂和其他一系列惡果,導致歷史大倒退,但中國可能依然是中國,它擁有5千年的歷史,未來也會繼續存在下去。但是,共產黨執政的歷史,帶領人民奮斗進取、建設社會主義的輝煌時代卻結束了。

共產黨執政和公有制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兩個基本支柱,兩者相互依存,互為條件,共同支撐社會主義大廈。失去了公有制這個支柱,必然導致動搖共產黨執政這個支柱,最終導致中國社會主義事業遭遇歷史性重大挫折。中國社會主義的失敗不僅是中國歷史的悲劇,也是全球社會主義事業的悲劇。

當然,共產黨面前還有一條利黨利民利國的選擇,那就是重新回到公有制軌道上來。經過這些年上下其手、摧枯拉朽式的“公退私進”,目前中國的私有經濟已經相當強大,重建公有制困難重重。但亡羊補牢,尤為未晚。在涉及共產黨生死存亡、中國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上,來不得彷徨猶豫,不允許知難而退。盡管回旋余地越來越小,但是,憑借中國共產黨依然擁有的權力和其他資源,只要下定決心,發揚共產黨的光榮傳統,全心全意依靠廣大人民群眾,也許仍然有可能克服障礙,重新建立公有制的基礎和主導地位,從而避免共產黨xia臺、國家拉美化的前景。

【路愛國,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初稿于20051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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