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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茂:塘約道路的幾點啟示——一場決定億萬農民命運的新的偉大變革和斗爭正在展開
點擊:  作者:張文茂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7-10-22 19: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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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了解到貴州省安順市平壩區塘約村的事跡,是看到王宏甲同志的報告文學《塘約道路》在北京召開座談會的材料,后來是看到全國兩會上政協主席俞正聲對塘約村肯定評價的報道,并稱其為新時期的大寨,后來讀了《塘約道路》的原著,再后來是去塘約村做了一些實地考察,回來后有些小型的座談會,并與王宏甲同志有一些直接的交流。從一開始了解到這個典型,就感覺她不是一個個別的、偶然的、孤立事件,而是我國農村深化改革的一個新的起點,也可以說是我國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的一個節點性的重大事件。堅冰已破,星火燎原,新一輪的農村社會主義高潮或許正在醞釀成歷史的滾滾洪流,勢不可當。我們應該為其鼓與呼,而不是站在潮頭之外品頭論足、吹毛求疵,更不要成為歷史潮流的絆腳石。

 

  一、塘約道路走出來的社會背景

 

  我想,最主要的、大的背景有這樣兩條:

 

  1、土地確權后流轉給誰,已經成為當前農村深化改革的焦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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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確權流轉正在農村地區逐步展開,怎么流轉,流轉給誰,正在成為當下農村問題的焦點和主要矛盾。農民家庭分散經營已經成為農村現代化的約束性條件,走向規模化經營已經成為共識。但規模化經營的主體是誰,則代表著完全不同的發展方向。國家正在大力推行土地確權流轉,但現實中流轉的對象主要是代表社會資本的老板和很多打著專業合作名義的大戶,以三權分治為名義的所謂改革,有使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進一步虛化的傾向。正如《塘約道路》的作者王宏甲所說:“確權是流轉的基礎,流轉給誰,才更為關鍵”。在這樣的背景下,塘約道路走出了一個新的方向和路徑,開辟了一個新天地,這才是問題的本質。

 

  2、城市吸納農民工的能力已經減弱,農民工群體的大部分還是要靠農村的發展來解決。

 

  我國工業化正在向中后期的高端工業化水平升級,中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勢頭減弱,城市吸納農村勞動力能力減弱,農民工回流成為必然趨勢。這一趨勢進一步證明,完全靠農民工進城并市民化的城市化解決不了三農問題,九億多農民的大部分的出路還是要依托農村來解決。而大批已經經歷工業化洗禮的農民工回鄉,恰好為重新組織起來的農村集體經濟調整產業結構提供了主力軍,為農村集體經濟分工分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這就使農村集體經濟的第二次飛躍即高水平的集體化成為必然的選擇。

 

  當然,還有其他一些社會歷史背景,如整個國民經濟已經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運行,不再有人民公社時期的計劃約束,集體經濟必須要面臨市場經濟的外部環境;國家以工補農的能力也已經大大提高,遠非昔日可比等等。所以,塘約道路不可能是人民公社歷史的簡單回歸,而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吸收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經驗教訓的創新和發展。

 

  二、塘約道路能夠走出來的基本條件

 

  我非常贊同王宏甲同志將塘約村的成功經驗用“塘約道路”來概括,這才是真正的點睛之筆,抓住了問題的本質。但是,塘約村的做法要成為一種發展道路的代表,那么它的發生和發展,就絕不是一種完全自發的行為,而是一系列主客觀條件共同作用的結果。馬克思主義常識告訴我們,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是離不開黨的方針政策和國家法規的引導、離不開各級黨委、政府支持的,集體經濟需要有適合于自己的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對集體經濟采取放任不管的態度,絕不是共產黨的初心。從這個角度總結塘約道路的成功,可以看到上中下三個層次的作用。上有黨中央的號召和引導,中有各級黨委和政府的支持,下有基層黨支部的核心領導作用,這些既是塘約道路能夠走出來的前提條件,也是成功的基本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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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堅持農村經濟政策和基本經濟制度底線的反復強調。

 

  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小崗村的講話,進一步強調“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這是代表黨中央最高層發出的警告,告誡全黨要遵守憲法對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規定,不能觸碰集體所有制的底線,農村還是要堅持集體化的發展方向。習近平針對扶貧工作曾經強調:“在扶貧中,要增強鄉村兩級集體經濟實力,否則,整個扶貧工作將缺少基本的保障和失去強大的動力,已經取得的扶貧成果也就有喪失的危險”。這些黨的最高層的聲音,正是塘約道路能夠走出來的精神動力。

 

  2、地方黨委和政府的積極引導和支持。

 

  塘約村之所以能夠在大災后重新走上集體化道路,當時的安順市委書記周建坤起了重要作用。左文學他們在困難面前對要不要重新組織起來猶豫不決時,周建琨書記旗幟鮮明地提醒和支持他們“成立合作社”,使土地確權后流轉到集體統一規劃經營,并提醒他們“政府永遠是幫,不是包”,要“靠群眾的內生動力”。在后來的一些列改革中,安順市委、市政府和平壩區的黨委和政府一直對塘約的經驗給予積極的支持和幫助,形成了新時期“書記動手、全黨辦社”的大好局面。

 

  3、一個優秀帶頭人和一個堅強的黨支部是塘約道路能夠走出來的決定性內因。

 

  王宏甲同志在《塘約道路》中說: “從中國共產黨誕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有兩個支部發揮了巨大作用,一是黨支部建在連上,二是黨支部建在村里”,這個總結很深刻。塘約村的支部書記左文學,就是一個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已經經歷了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洗禮的農民工,曾經在北京地區打過工,見過世面,有過歷練,更加成熟、更有眼光、也更有能力。更可貴的是,在他身上幾乎天然地傳承著他父親那一代老支書的集體主義情思和社會主義基因。有了這樣的帶頭人和黨的基層組織核心領導作用(村和鄉鎮兩級),也就不會陷入靠老板、大戶或者什么“鄉賢”解決農村問題的陷阱了。靠老板、大戶、鄉賢解決農村問題,共產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將徹底瓦解。

 

  三、塘約道路的幾個一般性特征

 

  1、村社合一的集體經濟組織形式的重建和完善。

 

  沒有村社合一的集體經濟組織,土地集體所有制就是沒有主體的、被虛化的存在;而沒有集體統一經營和管理的集體經濟也一定會蛻變為分散的小農經濟。這里需要明確的是,我國憲法至今仍然對農村集體經濟經營體制描述為雙層經營體制。所謂雙層不是各自獨立的雙層,而是靠承包關系聯系起來的統分結合體制,是集體經濟的概念。在現實中,很多農村已經變成了農戶一層,為什么?是一些具體的政策法規固化了家庭經營的功能,相反卻弱化甚至剝奪了集體統一經營的功能。這里有一套否定集體經濟存在必要性的理論和政策,其中就有在理論上用合作經濟概念代替集體經濟概念,都是一種私有化的取向。所以,塘約道路一個首要的特征,就是重建或回復村社合一的集體經濟組織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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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是集體經濟存在和發展的經濟基礎。

 

  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過程也是農村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性轉變。單一的、傳統的、只有農業生產的集體經濟是很難有生命力的。因為沒有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就不能保證農民不斷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毛主席早在合作化時期,就強調合作社要在抓好糧食生產的基礎上,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在公社化時期又反復告誡全黨,要重視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發展多種經營和社隊企業,否則農民不能增加收入。現在的塘約道路之所以成功,正如他們自己總結的:“土地確權流轉都不是目的,目的是調整產業結構,改變鄉村沿襲了幾千年的傳統單純的農業生產方式,推動塘約的經濟發展。”他們不但積極拓展自己的產業發展空間,今后還會在更大的范圍上合理配置資源,加快經濟社會的發展。

 

  3、以統一經營為主的多層經營體制。

 

  能不能把回到統一經營當做塘約道路的本質特征呢?我認為不能。因為這樣概括會以偏概全。塘約道路恢復了集體統一經營,但不是單一的統一經營,而是在分工分業的基礎上建立按專業和分層次的經營體制,是一種以集體統一經營為主的多層經營體制。左文學說:“把土地集中后就能統一規劃,組建農業生產、養殖、建筑、運輸、加工等專業隊,將來發展成專業公司”。在他們的規劃中,甚至不排除有些農業項目還要實行專業性家庭農場承包經營。在這個問題上,一定要看到雙層或多層經營的必要性。這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分工分業的基礎上,一個大集體必然會產生多層經營。大家想一想,假如按照毛主席的公社工業化道路,在出現了大批社隊企業以后,社和隊與企業難道不是多層經營嗎?另一個是在一部分農村,以家庭經營為基礎的雙層經營還很有一定的適應性,也不能一刀切。比如我們此次去貴州也看了湄潭地區,是個茶葉產區。我們考察了一個叫核桃壩的村,就是在堅持土地家庭承包基礎上確權,同時進一步明確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資格,完善集體的管理和社會化服務功能,拓展新的產業發展空間。

 

  4、鄉村社區合作經濟組織加公司制,會成為農村集體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基本組織形態。

 

  其中以行政村為主體的集體經濟組織是母體、是一種社區型的合作制(本質上是村域范圍的公有制),即便實行了股分合作制改革,也不能變成股份制,因為其產權是相對封閉的。而集體經濟組織所辦的企業、公司,則完全可以采取股份制的組織形式。當然,也可以是集體獨資、全資辦企業,也可以與社會資本合作,或是控股,或是參股。集體經濟組織對企業經營風險按出資額承擔有限責任。這樣的組織形式和體制,解決了集體經濟組織自身的穩定性和對外的開放性問題,使集體經濟的發展不再受地域的局限。

 

  5、農村集體和社區的民主管理和治理結構。

 

  就農村社區層面來說,有這樣一些問題:一個是以誰為核心形成農村的治理結構?是大戶鄉賢?還是代表資本的老板?還是黑色、灰色的社會勢力?都不行,只能以黨支部為核心。

 

  二是黨員隊伍建設,黨員帶頭,群眾監督黨員。塘約村在這方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

 

  三是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塘約村也有一套切合自己實際的鄉規民約,如“紅九條”和“黑名單”。在具體問題的處理上,正如左文學所說:“我說了不算,村民代表大會說了算”。

 

  四是在內部形成集體主義和優秀傳統民族文化的局部文化場效應。塘約村的“三會一課”制度和老年協會、紅白理事會、婦女創業聯合會等組織形式和活動,對形成村莊內部健康向上的正能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還有一個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經濟民主和監督問題。還有興辦公司以后的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規范化問題等等,都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完善。

 

  四、塘約道路的幾點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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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典型都是特定歷史時期經濟社會深刻變革的集中體現。撇開不同時期的政治評價不說,現在回頭看那些曾經的典型:


  大寨的典型特征是組織起來,艱苦奮斗。他代表了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起步階段,農業既要為國家工業化提供原始積累,又要進行自身的基本建設,解決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所以,組織起來,艱苦奮斗就成為那一時期最本質的社會特征。


  華西、劉莊等一大批堅持集體經濟典型的本質特征是公社工業化。他們代表了我國農村在基本解決了糧食問題以后,農村工業化(毛澤東的公社工業化)開始起步和發展的歷史必然趨勢。


  小崗是另一類解決溫飽問題的典型。他代表了在國家工業化成果還輻射不到、集體自身又無力推進農業現代化和農村工業化進程的一批農村類型,分田到戶至少能解決他們的吃飯溫飽問題,不用靠國家返銷糧食了。


  塘約道路代表什么?他代表了我國工業化中期向后期轉型,產業結構加快調整升級,城市對農村勞動力需求減弱的發展階段,農村如何在農民工回潮的基礎上重新走上集體化道路的必然趨勢。

 

  所以,在認識和宣傳上,要注意這樣一些問題:

 

  1、一定不要把塘約道路與改革開放對立起來。

 

  因為塘約道路的本質是在繼承改革前形成的“中國共產黨革命取得的最偉大的制度性財富”的基礎上,又吸收了改革開放實踐中新的成果,如在明晰產權的基礎上組織起來共同應對市場風險等新鮮經驗。所以,塘約道路所代表的新集體化絕不是簡單回歸歷史,而是我國前后60多年來農村現代化最新的實踐成果,是農村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如果說當時毛主席的公社工業化是真正的“高水平的集體化”,那么,今天的塘約道路就是在新的基礎上實現這個“高水平的集體化”,因為這種高水平集體化是在市場機制下發展的。所以,我贊同這樣的提法,即改革中出現的問題,靠深化改革來解決,塘約道路就是這種深化改革的最新成果。

 

  2、對任何典型,都要注意區分其所代表時代的本質特征和非本質特征,避免依葫蘆畫瓢的簡單照搬。

 

  本質性的特征是一事物區別于他事物最本質的屬性,而不是一般的現象。我認為,就塘約道路而言,前面提到的五個方面的一般特征就具有本質性,對其他農村地區也一樣具有普遍的借鑒意義。而非本質特征則不一定具有普遍性,它們或是帶有局部的地域特點,或是帶有時間上的臨時性。所以,非本質特征一般帶有權宜之計的特點,各地不見得都能學習照搬,可以很據自己的不同情況發展創新。例如現在到處推行的土地確權流轉和產權制度改革等,我就不認為具有什么本質屬性,只是背后某種社會勢力為達到一定目標所采取的政策性措施罷了。所以,塘約村的“七權同確”等,也都屬于這種性質,只是重建集體經濟的手段。

 

  3、要研究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內外部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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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事學者們常說,現代戰爭是整個體系的對抗。發展農村集體經濟也是同樣的道理,需要完整的配套體系。這套體系一般包括:

 

  (1)、微觀組織堅持以行政村為單位的社區集體經濟組織形態,不能老是被村民委員會“替代”,也不能被專業合作社取代,更不能被社會資本、大戶所改造。在政治上必須強化黨支部的領導核心地位,不能被所謂的“鄉賢”取代。

  (2)、鄉鎮一級黨委的統一領導和政府、聯社等多種形式的統籌,包括法規性的、行政的和公司企業經營性的等多種形式。

  (3)、縣以上到中央要有農村集體經濟的行政主管部門,提供監督、管理和服務,不能背離初心、放棄責任。如現行農經經管系統已經被嚴重弱化,職能缺失,性質不明,急需明確為行政編制,加強隊伍建設。

  (4)、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立法保護。國家和地方關于集體經濟組織的立法都是缺位的,應該加快研究和進行立法。在一時不能實現全國性立法的情況下,可以由地方人大先行建立一些地方性法規條例,對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進行指導和規范。

  (5)、以金融為主包括法律、產業政策指導等在內的服務體系建設,為集體經濟發展保駕護航。

  (6)、文化意識形態,堅持以集體主義為特征的思想文化占主導地位,形成大公無私的文化場效應。

 

  4、要研究市場經濟條件下“兩級所有、多層經營”的復合型農村集體經濟新體制。

 

  要特別要注意研究“八村+塘約”的新鮮經驗。塘約道路初步解決了農村“戶自為戰”帶來的一盤散沙問題,重新以村為單位組織起來了。但是,我們一定要看到,面對激烈復雜的市場競爭,是不是每一個村莊在組織起來以后就一定能獨立解決問題呢?一般來說,多數村莊是不行的。因為很多村莊不論是規模、區位、自然資源、人力資源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約束性,不能在較大范圍配置資源,升級產業結構,形成較強的經濟實力。所以,一般來說,農村不但靠“戶自為戰”不行,靠“村自為戰”也同樣不能最終解決三農問題。這也正是當初毛主席為什么主張將合作社提升為人民公社的主要原因。可喜的是,塘約村所在的樂平鎮黨委書記馬松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他說:“我們正在商討,準備建立‘八村+塘約’的‘合作聯社’,要將塘約和他周邊的八個村聯合起來,統籌九個村的農業,統籌市場,以及其他專業公司”。這就非常類似我們北京市提出的鄉鎮統籌概念了。這里有很多新的體制和機制問題,就是集體經濟組織的兩級發展模式(村級合作社和多村的聯合社)以及集體經濟組織與企業公司組織的關系等等,我將其概括為“兩級所有、多層經營的復合型體制”。這將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集體經濟體制的主要特征。現在需要結合最新實踐,認真研究,總結經驗,為將其提升到政策和制度層面上來做好理論準備。

 

  五、塘約道路引發的幾個理論思考

 

  1、毛主席的兩條腿走路的工業化是唯一正確的選則

 

  這個問題我已在多篇文章中有所論述,如《毛澤東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和三農問題》等,有興趣的同志可以參考,這里不再重復。

 

  2、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經歷三個歷史階段

 

  我國農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必須經歷以糧為綱的農業經濟發展階段、以社隊企業為主的農村工業化發展階段和以城鄉經濟融合為主的城鄉一體化發展階段。

 

  資本主義初期經歷了家庭手工業、工場手工業和機械大工業三個階段,出現了工廠企業組織和公司制度。上世紀50年代初,毛主席曾用“工場手工業”來比喻我國農業合作化的合理性,并說服了黨內一些領導人放棄了對合作化的反對和懷疑態度。從農村生產力發展水平上看,我國農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三級體制時期,相當于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時期。主要特征是農村還沒有機械動力,主要靠手工勞動,牲畜為主要動力,完全靠組織起來的力量和統一經營下的分工協作形成高于個體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并能夠對農業的自然物質條件進行改造,即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提高農業生產水平。人民公社的三級體制只是與這一歷史發展階段相適應。但是,我們不能把這個階段的特征固化,因為這只是農村現代化發展的一個最初階段,像資本主義必然從工場手工業發展到機械大工業一樣,我國的農村也一定要從手工勞動為主的集體化發展到公社工業化和農業機械化的階段,絕不能長期停留在“工場手工業”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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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由以糧為綱的農業經濟階段轉變到以社隊企業為主的公社工業化階段是一個必然的歷史趨勢。因為我國的工業化必須實行國家和農村人民公社兩條腿走路的方針,這是由我國的人口規模巨大的國情決定的。而這個公社工業化階段,正如工場手工業向機械大工業過渡一樣,是一個產業革命或工業革命的過程。只有經過農村產業革命過程,即公社集體經濟的工業化過程,才能最后發展到城鄉經濟融合的城鄉一體化發展階段。

 

  3、農村改革深層次原因其實來自于農村的產業革命

 

  農村改革之初,人們給集體經濟列舉了很多問題,用以證明改革的必要性。現在回過頭來看,其實都是現象的描述和羅列,不能成為改革的深層次原因。筆者認為,農村改革的深層次原因恰恰來自于這場農村的產業革命。因為當時除少數地區外,溫飽問題已經基本解決,主要問題是農村集體經濟長時期高積累、低分配,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而分配水平長期不能提高的主要原因是限制多種經營和社隊企業的發展,抑制了農村產業革命的啟動和發展。可是,我們在改革中卻過分強調家庭經營的必要性,忽略了按公社工業化的需要進行配套改革。在以糧為綱的農業經濟發展階段,農村的經濟結構很單一,三級所有體制中的生產隊就是一個農業集體勞動的組織,此外沒有其他組織形式。但是,進入公社工業化階段以后,集體經濟的組織形式必然會發生重大變化。主要表現為在隊和社的層次都出現了企業的組織形式,現代公司制度也開始出現。社隊兩級(少數是三級)都演變為社區集體經濟組織+企業組織的復合型體制。這時,就必須改革原來的三級體制,按照公社工業化的需要和市場經濟環境創新組織形式和經營體制。

 

  4、全部問題在于農民以什么方式進入產業革命進程

 

  第一種方式是毛主席的規劃,是以公社為單位進入工業化進程,叫做公社工業化。但是,由于人民公社被解散,所以,這條路夭折了。現實中只有極少數如河北周家莊和北京近郊的部分鄉鎮堅持下來。

 

  第二種方式是以村為單位進入工業化進程。如華西村、劉莊村、興十四村、南街村等一大批,全國有幾千個,以村集體為單位進入了工業化進程。但是,在全國幾十萬個行政村中,雖然還是極少數,但卻用實踐證明農民可以在組織起來的基礎上走上工業化、城鎮化。

 

  第三種方式是以“戶自為戰”的方式進入工業化進程。結果是形成了幾億的農民工群體,成為在農村離不了土,在城市又落不了戶的兩棲狀態,使我國社會結構形成我過去曾經提出的“農民工夾角”現象。改革幾十年的實踐已經證明,靠戶自為戰的方式解決不了“農民工夾角”的社會問題,9億多農民的多數最終還是要靠農村的發展來解決。而這種發展還是靠以村為單位組織起來,回歸集體化,在鄉鎮統籌的基礎上建立新的集體經濟復合型體制,走上城鄉協調發展的健康軌道。

 

  30多年以后的今天,已經經歷了改革開放大潮洗禮的左文學們,回到了農村,卻站到了新的、更高的歷史起點上,重新承擔起他們的父輩沒有完成的偉大歷史使命,為我國億萬農民開拓出新的“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

 

  我相信堅冰已破,星火燎原。一場決定億萬農民命運的新的偉大變革和斗爭正在我們面前鋪展開來。

 

  (來源:昆侖策網,根據網文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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