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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思義:沒有毛澤東陪伴的整整40年里,全世界都感到寂寞
點擊:  作者:羅思義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  發布時間:2019-12-21 10:5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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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主席在中國歷史上扮演了一個無人能及的重要角色,一個外國人試圖從中國人的角度對他的遺產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是不可能也不合時宜的。但毛澤東的不朽名言“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不僅對中國有獨特的意義,而且一經問世就立即引起全世界的共鳴。

因此,我將從一個外國人的角度分析他的國際影響力,僅以此文紀念這位世紀偉人。當然,因為我不是中國人,即使我用盡洪荒之力,我的分析也會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錯誤。但不管怎樣,希望大家會對此感興趣!

中國的西方敵人對毛澤東的荒謬攻擊

我作為一個西方人寫紀念毛澤東文章的第二個原因,是出于一種責任。毛澤東對中國的影響是如此之大,事實顯示,其成就的總體影響亦是如此正面,西方的中國敵人知道,他們要試圖削弱中國,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作用,就必須系統性地捏造對毛澤東的評價。一些西方作家領到的一項骯臟任務就是顛倒黑白,即歪曲事實。

比如,西方刻意推銷的《毛澤東時代的大饑荒》一書作者馮克(Frank Dikotter)就據此稱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為“人間地獄”。事實是,與共產黨無瓜葛的嚴謹學者、或者機構如世界銀行指出,毛澤東時代創造了人類史上主要國家中最快的預期壽命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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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事實特別重要,因為長壽是人類的普遍愿望,平均預期壽命是眾所周知的衡量人類福祉的最佳指標,它概括了收入增加、良好的醫療保障、環保等所有正面趨勢,也包括貧困或污染等負面因素的綜合影響。

拙著《一盤大棋?中國新命運解析》對毛澤東時代的社會現實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因此,此處不再贅述。但筆者有必要在此作出補充說明,本人是鄧小平經濟政策而非毛澤東時代計劃經濟政策的堅定支持者:
“盡管如此,如果不了解1949年至1978年改革之前所取得巨大的社會成就,我們仍可能會被誤導。事實上,這些成就也是人類歷史上由一個大國在類似時期內所取得的最偉大的社會進步——改善數量眾多且占世界人口很大比例的人民生活水平和社會條件,這是以往任何一個國家都未曾做到的。

預期壽命大幅提高的這段時期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關注,同時,人們也開始針對中國歷史的發展問題進行激烈的辯論,并清楚地證明‘歷史虛無主義’的虛假性……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毛澤東去世(1976 年)的這27年間,中國人的預期壽命增加了31歲,也就是說每年增加超過1歲。

相比之下,在印度取得獨立27年后,印度人的預期壽命只增加了19歲。因此,中國這一時期的發展成就非但不是負面的,而是歷史上最偉大的社會成就之一。”

與隨意篡改歷史的那些人不同,鄧小平與他的家人在文革期間受到嚴重迫害,但他對毛澤東的評價非常客觀,他也堅決反對斷章取義、以偏概全,而是著眼于這段時期的整體發展軌跡——證明中國取得了巨大進步。當然,我們需要明確指出,1978年后中國的經濟增長表現極其優越,但我們不應低估改革前所取得的驚人社會成就。習近平對中國1949年后兩個歷史時期的發展成就作出了準確的評價:
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

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

正如我在《一盤大棋?中國新命運解析》指出:
“外國人由此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毛澤東得到中國人民廣泛支持的原因——拋開諸如實現真正的民族獨立等成就,而只是從預期壽命這一事實來考慮。如果有人能夠讓你多活31年,那么毫無疑問,他值得人們尊敬!”

總之,試圖詆毀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整體記錄,不過是西方拙劣的反華宣傳謊言之一,即試圖歪曲歷史上最偉大的社會成就。

中國獲得民族獨立,終結了中國一個多世紀以來被外國列強踐踏的歷史,這樣的最佳評語,來自于一個中國人而非外國人。但筆者永遠記得一個意料不到的評價——一個國民黨成員,對毛澤東和周恩來結束外國對中國干涉的肯定:
“沒有誰能奪走這份屬于他們的榮耀!”

歷史與現代階級力量的現實劃分

相當荒謬的是,試圖詆毀毛澤東作用的西方人,并沒有見過毛澤東本人。毛澤東在正式場合會見了許多國家元首。因此,那些在非正式場合獲毛澤東接見過的人對毛澤東的評價,才可能最具價值。事實上,他們有機會見到毛澤東本人,意味著他們是曾參與中國非常重要事務的人物,或者他們具有獨特的歷史敏銳度,或者被毛澤東本人視為非常重要的人。

在中美建交中扮演了至關重要角色的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對毛澤東很感興趣,是人所共知的。美國偉大的黑人領袖迪布瓦(W.E. duBois)是在美國反華達到高峰時到中國與毛澤東會面。拉美歷史上最具影響力、深受拉美人喜愛的人物切•格瓦拉(Che Guevara),于上世紀60年代與毛澤東就民族資產階級和拉美的其他政策問題進行探討時指出:“我們一向崇拜毛主席的軍事戰術。”

但如果把毛澤東僅視為一個其思想與當前無關,或者僅與中國有關的歷史人物,那就大錯特錯了。毛澤東思想當然仍然是中國官方學說的理論基礎。但稍加思索就會明白毛澤東思想在中國之外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毛澤東領導中國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讓他成為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而中國在世界史上擁有前所未有的歷史地位,與其人口規模的大小并沒有直接的關系。

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中國家——按照全球標準,蘇維埃俄國1917年已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帝國主義國家之一和發達經濟體。列寧對發展中國家和殖民地國家的情況作了非常重要的總體分析,但作為蘇維埃俄國的主要締造者,他必然更加側重于相對發達的國家——蘇維埃俄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問題。

毛澤東是第一個將馬克思主義思想運用在發展中國家——中國,并成功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的領導人。自然地,毛澤東思想的許多特征完全適用于特定的中國,但正如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提醒我們,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口(83%的人口)生活在發展中國家。

因此,除了中國特色外,毛澤東是成功將馬克思主義思想運用在占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口的發展中國家的第一位領導人。這自然會使得他的理念符合中國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最大利益。

毛澤東思想在拉美

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與眾不同,這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前提條件。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理念是在中國當時絕大多數人口生活在農村的情況下提出的。

這一理念也成功運用在了其他國家,比如社會結構與中國類似的越南或者成功推翻白人種族主義政權的所謂羅得西亞(津巴布韋的舊稱)。但正如下文的分析所示,“‘農村包圍城市’應用于絕大多數人口生活在城市的拉美國家”的說法,是對毛澤東思想的歪曲。

但就發展中國家社會力量的基礎分析而言,毛澤東絕對是對此提出具體闡述的第一人。毛在其所著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第一句話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問題的關鍵: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斗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

此文是毛澤東于1925年寫成,與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成立前所寫的另一篇重要文章《論人民民主專政》相互呼應:
“人民是什么?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

毛接著分析道:
“民族資產階級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也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中占主要的地位。民族資產階級之所以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中占主要地位,是因為民族資產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規定了他們的軟弱性,他們缺乏遠見,缺乏足夠的勇氣,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眾。”

下文將對這種分析方法的一般意義與其在發展中國家之外的適用性,進行論述。但社會力量分析,仍然對發展中國家非常重要。

我有幸與拉美左翼人物,比如查韋斯進行過政策討論。我當時指出,拉美應向中國學習——當然,我并非指全盤照搬中國的政策,而是應學習毛澤東所運用的分析方法和借鑒中國1978年后的經濟改革。

正如拙文《世行數據中隱藏著一個秘密》分析所示,借鑒中國最多的那些國家比如越南、老撾和柬埔寨不僅成功贏得了了愛國斗爭,而且也成為了世界上增長最快的發展中國家。

拉美左翼最近一直忙于搞社會運動。但自查韋斯逝世后,拉美的許多(并非所有)勢力頻頻犯錯,因為他們沒有充分借鑒中國,也即是說他們沒有充分學習毛澤東的分析方法,也沒有充分借鑒中國1978年后的經濟改革。

拉美犯的許多錯誤要么是由于左傾錯誤,在愛國斗爭中不尋求團結民族資產階級;要么是由于右傾錯誤,把民族資產階級視為領導社會運動的最有力的力量。

不得不提的是,上世紀60年代,發展中國家歷史上最重要的兩位人物——毛澤東和切•格瓦拉進行交流時,關注的重點是分析發展中國家的社會力量和階級的作用——同樣的問題在毛澤東1925年所著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就提到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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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格瓦拉和毛澤東

我在與拉美的愛國力量交流時更加強化了我的這一結論——當然,當前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會不同于1926-1976年所面對的具體情況,但毛澤東所概述的社會力量分析方法,仍然會是發展中國家戰略分析的基礎。

毛澤東思想與經濟學問題直接相關

雖然毛澤東是在發展中國家世界里,演繹出一套策略理論的第一位偉大人物,但如果認為毛澤東思想僅僅適用于發展中國家,那么就是一個錯誤。我將從我自己的專業(中西經濟學研究)角度,運用看似與毛澤東思想無關的經濟學和統計學,舉例說明毛澤東思想不一定只適用于發展中國家。我也希望通過這些方法,舉例說明研究毛澤東思想與研究中西當代經濟學問題直接相關。

有必要說一下,在我研究馬克思之前,我求學時的主要關注領域是歐洲和德國古典哲學。這對我后來閱讀馬克思的著作非常有用,因為馬克思是從研究和批判黑格爾所代表的傳統哲學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他自己的理論的。因此數十年前我第一次閱讀毛澤東作品時,特別關注他的主要哲學作品《實踐論》和《矛盾論》。

《矛盾論》是從引用列寧所著的《黑格爾“哲學史講義”一書摘要》筆記,以及列寧的名言開始的。但因為我已知道黑格爾、馬克思,以及列寧對此的述評,所以我一眼就發現毛澤東的重要作品是在他們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形成的。

“主要矛盾”理念并不是在黑格爾、馬克思或者列寧理念基礎上形成。當然,這也有一個對應的哲學問題:“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確定主要矛盾有助于確定“朋友”和“敵人”之間的界限,因此分析社會勢力問題,是反對誰和與誰結盟或者有可能反對他們——毛澤東的分析方法適用于1949年之前,也適用于 1949年之后。

毛澤東指出,要確定主要矛盾,就有必要研究各種形勢和特點:

“所謂了解矛盾的各個方面,就是了解它們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種具體形式和對方發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關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種具體的方法和對方作斗爭。研究這些問題,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寧說: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于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就是說的這個意思。我們的教條主義者違背列寧的指示,從來不用腦筋具體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說來,總是空洞無物的八股調,在我們黨內造成了一種極壞的作風。”

 

這一點也是由列寧在其1917年1月所著的《統計學與社會學》一文中明確提出的。這篇文章應該是所有經濟學家必讀書目,因為它可以帶我們更貼近當前社會的主題:
“在社會現象領域,沒有哪種方法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了。挑選任何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沒有任何意義,或者有純粹消極的意義,因為問題完全在于,每一個別情況都有其具體的歷史環境。如果從事實的整體上、從它們的聯系中去掌握事實,那么,事實不僅是‘頑強的東西’,而且是絕對確鑿的證據。

如果不是從整體上、不是從聯系中去掌握事實,如果事實是零碎的和隨意挑出來的,那么它們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連兒戲也不如……我們應當設法根據準確的和不容爭辯的事實來建立一個基礎,這個基礎可以作為依據,可以用來同今天在某些國家中被恣意濫用的任何‘空泛的’或‘大致的’論斷作對比。

要使這成為真正的基礎,就必須毫無例外地掌握與所研究的問題有關的全部事實,而不是抽取個別的事實,否則就必然會發生懷疑,而且是完全合理的懷疑,即懷疑那些事實是隨意挑選出來的,懷疑可能是為了替卑鄙的勾當作辯護而以“主觀”臆造的東西來代替全部歷史現象的客觀聯系和相互依存關系。”

 

毛澤東與列寧的分析相吻合,正如列寧所說的,這些“卑鄙的勾當”可在中國的新自由主義者的許多文章中看到。他們不斷通過選擇一些傳聞或者個例宣揚“中國的投資效率低下”等完全錯誤的說法——全部的數據顯示,他們的說法與事實完全相反。毛澤東強調分析所有事實和矛盾的必要性,在這方面,列寧也是如此。

現在讓我們繼續分析毛是如何在《論人民民主專政》運用這種方法的。首先是確定主要矛盾,然后直接定義“誰是人民”:
“人民是什么?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

他對人民陣營作進一步區分時指出:

“民族資產階級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也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中占主要的地位。”

數值加權,一個數字就代表人民陣營不同勢力的權重——左傾的錯誤是不團結“人民”中的民族資產階級。但工人階級更重要,因此要讓他們發揮主導作用,民族資產階級的作用相對小一點。意即“工人階級是主導力量”,“民族資產階級不能充當革命領袖”。或者正如習近平所說:
“工人階級是我國的領導階級,是我國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代表,是我們黨最堅實最可靠的階級基礎,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力軍。”【1】

因此,毛澤東在這些段落中進行了量化分析——他不僅分析了所有的力量,而且對他們間的不同權重進行了劃分,而不是用個別的例子斷章取義,隱瞞情況的真實特征。他的這種方法也適用于任何經濟分析。

當然,這種分析也與毛澤東所指的“四人幫‘和其他歪曲馬克思的“左”派夸大分析完全相反。當然,鄧小平也分析了毛澤東晚年所犯的錯誤如文革等,他強調道:
“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就是實事求是,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是唯物主義。如果我們不能從事實中尋求真理,我們所有的會議將只不過是空談,我們永遠無法解決任何問題……毛澤東同志在延安為中央黨校題了‘實事求是’四個大字,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就是這四個字。毛澤東同志所以偉大,能把中國革命引導到勝利,歸根到底,就是靠這個。”【2】

他是中國的特殊作品

不是所有的外國人都有機會訪問延安,特別是毛澤東曾題字的延安中央黨校。幸運的是,我做到了,我今年曾與人大重陽的同事一道到訪了延安。

確切地說,中國人民生活條件的巨大改善影響了中國。但全世界都可以閱讀毛澤東的作品。所以,我試著用外國人的視角分析他們對現代現實不可或缺,以及毛澤東的分析方法適用于全世界的原因。

毛澤東思想是中國獨有的產物。但通過分析其在當代愛國主義斗爭和發展中國家的社會進步,或者分析它正確的經濟學統計方法,而不是從新自由主義者口中出現的荒謬傳聞,我希望解釋為何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性擴展至中國之外,以及其與當代問題具有直接相關性的原因。

這不會改變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兒子這一事實。只有中國人能夠充分了解他的遺產和他的思想。作為外國人,只了解他的部分精髓思想,但已經相當于收獲了一份大禮。

毛澤東是中國的一個特殊作品——他的遺產是締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他的成就和他的分析方法也是中國對全人類的貢獻。

參考文獻:
【1】見習近平2014年所著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之《實干才能夢想成真》;
【2】見鄧小平1978年9月16日講話《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

(作者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前英國倫敦經濟與商業政策署署長;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自觀察者網,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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