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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明偉:全方位考察《共產黨宣言》對毛澤東的影響
點擊:  作者:楊明偉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  發布時間:2019-11-25 08: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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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毛澤東1920年接觸《共產黨宣言》以后,推崇備至,自己研讀了一生,也向黨內推薦了一生。在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毛澤東善于把《共產黨宣言》等經典著作中的一些深刻道理與中國實際有機結合起來,不僅解決了中國的問題而且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值得注意的是,每到黨和國家發展的關鍵時期或者歷史的重要節點或者黨領導的事業遇到重大疑難之時,毛澤東幾乎都要認真研讀并向黨內推薦共同研讀《共產黨宣言》等馬列經典著作。凡遇思想認識和實踐探索中的疑難,他都要帶著問題去研讀,從中找到解決難題的答案或思路。為確保黨承擔起歷史的重任,實現偉大的目標,毛澤東強調,“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應該開展“普遍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運動”,使我們的干部“更多地學到一些馬克思主義”,成為“徹底的唯物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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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共產黨宣言》對毛澤東的影響,首先要弄清他自己說過的一段話。毛澤東曾經這樣說:“記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階級斗爭》,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和一個英國人作的《社會主義史》,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可是這些書上,并沒有中國的湖南、湖北,也沒有中國的蔣介石和陳獨秀。我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斗爭’,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斗爭。”[1]

從“我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斗爭’”這句話,再聯系新中國成立后在探索社會主義過程中,毛澤東一度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有人據此認為,毛澤東從馬克思主義那里只得到了“階級斗爭”這四個字,一生從事階級斗爭。其實,這是一種誤讀,更是一種對毛澤東思想軌跡的簡單聯系。

我們先來看看毛澤東這段話是在什么情況下說的。這段話是在1941年9月13日,毛澤東應即將下基層去做農村調查的中共中央婦委和西北局聯合調查團的要求,解答一些有關怎樣做調查研究的問題時講的。這篇《關于農村調查》的講話是這樣開頭的:“認識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馬克思、恩格斯努力終生,做了許多調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學的共產主義。列寧、斯大林也同樣作了許多調查。中國革命也需要作調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國是個什么東西(中國的過去、現在及將來)。可惜很多同志常是主觀主義,自以為是,完全不重視調查研究工作。”他接著講:“事物是運動的,變化著的,進步著的。因此,我們的調查,也是長期的。今天需要我們調查,將來我們的兒子、孫子,也要作調查,然后,才能不斷地認識新的事物,獲得新的知識。”[2]

講到這里,毛澤東從調查研究著眼,提到了中國社會的“階級斗爭”現狀,講到了上面提到的“階級斗爭”那段話。如果只從這段話中得出毛澤東與《共產黨宣言》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全部關系,顯然是片面的;即便是聯系以后毛澤東在特殊時期的思想傾向來作判斷,也是不準確的。

那么,毛澤東到底從《共產黨宣言》中得到了什么?《共產黨宣言》對他到底有些什么影響呢?這個問題需要聯系復雜而漫長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來回答。

《共產黨宣言》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基本綱領和共產主義者的第一個宣言,自傳入中國之時起就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對中國社會的偉大變革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作為中共成熟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成員和歷史的當事人,毛澤東受《共產黨宣言》的影響極大,在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他善于把《共產黨宣言》等經典著作中的深刻道理與中國實際有機結合起來,從而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對這本全世界無產者的經典著作,毛澤東一生推崇備至。自第一次接觸《共產黨宣言》起,他研讀了一生,也向黨內推薦了一生。

 

一、毛澤東最早讀《共產黨宣言》的時間等問題辨析

 

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毛澤東曾幾次回憶第一次閱讀《共產黨宣言》的時間等情況,都說是在1920年第二次到北京期間,即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期間。這個記憶如此強烈,應該是不會有誤的。至于他第一次讀到的是什么版本的《共產黨宣言》,可能記憶會有誤差。

除了上面提到的,1941年9月毛澤東說過“記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階級斗爭》,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和一個英國人作的《社會主義史》”外,再往前,1936年10月,他還對美國記者斯諾說過:“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所發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熱切地搜尋當時所能找到的極少數共產主義文獻的中文本。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記在我的心中,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接受馬克思主義、認為它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就一直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考茨基著的《階級斗爭》,以及柯卡普著的《社會主義史》。”[3]
  
可見,毛澤東1920年在北京自第一次讀到《共產黨宣言》這個事實,應該是清楚的。從他兩次回憶最早讀《共產黨宣言》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來看,這一時期他受到的影響主要反映在兩個方面:一是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信仰,二是特別關注其中的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
  
毛澤東究竟讀到的是什么版本呢?據考證,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1920年4月才譯完,當年8月正式在上海印刷出版。有學者認為毛澤東在這之前不可能在北京看到陳望道翻譯的這個版本,若要看到,也是當年4月他從北京去上海以后的事。筆者贊同這種看法。但這并不表明毛澤東在這之前沒有看到過中文版的《共產黨宣言》。史料表明,1919年11月至1920年期間,北京就已經出現了北大學生李澤彰翻譯的《馬克思和昂格斯共產黨宣言》(刊載于當時的《國民》雜志)和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從德文本節譯過來的《共產黨宣言》油印本等版本。毛澤東后來多次回憶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在北京期間看到過《共產黨宣言》,這件事他印象極深。由于后來影響力最大是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所以毛澤東對讀到的版本的記憶可能有誤差,但對自己第一次在哪里讀到的這個記憶,應該是準確的,因而他的印象才如此深刻并多次提及。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的《毛澤東年譜》記載,早在1920年1月4日,毛澤東在北京北長街99號平民通信社接待過前來看望的老師黎錦熙。而黎錦熙后來回憶這次見面時,特別提到了現場的兩堆材料:一是毛澤東用來“自編自刻自印的”“平民通信社的油印機和通訊稿件”,一是“一大堆關于社會主義的新書刊,我在這里第一次讀到《共產黨宣言》的全文”[4]。
  
從毛澤東的回憶和談話看出,自他1920年開始接觸《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起,《共產黨宣言》就在他的思想深處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影響了他的一生。據統計,毛澤東一生讀的次數最多的書,就是《共產黨宣言》,早在1939年底他就說過:《共產黨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每閱讀一次,都有新的啟發[5]。后來他還說過,自己每年都把《共產黨宣言》讀幾遍。從1920年至1976年這57年間,毛澤東到底讀過多少遍《共產黨宣言》,已經無法統計。

 

對這本全世界無產者的入門書和無產階級政黨的綱領性文獻,毛澤東一生反復研讀。更值得注意的是,每到黨和國家發展的關鍵時期或者歷史的重要節點或者黨領導的事業遇到重大疑難之時,毛澤東幾乎都要認真研讀和向黨內推薦共同研讀《共產黨宣言》等馬列經典著作。凡是遇到思想認識和實踐探索中的疑難,他都要帶著問題去研讀,從中找到解決難題的答案或思路,僅從這個線索梳理,《共產黨宣言》等馬列著作就對毛澤東的思想和實踐產生了全方位的影響。

二、在探索民族獨立解放道路歷史進程中,毛澤東如何研讀《共產黨宣言》

 

從目前的資料看,毛澤東最早在公開場合談及《共產黨宣言》并運用其中一些思想分析問題,是在1926年國共合作期間。此后,在探索民族獨立解放道路的歷史進程中,在一些重要的歷史關節點上,《共產黨宣言》都給毛澤東以啟發。

1. 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過程中,毛澤東用《共產黨宣言》中的思想觀察和分析問題,并從中尋找解決中國問題的智慧和辦法
  
在《共產黨宣言》傳入中國的初期,無論是共產黨人還是國民黨人,對《共產黨宣言》都是比較關注的。特別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國民黨人,對《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和傳播作出過先驅者的貢獻。孫中山對《共產黨宣言》中的思想是贊賞的,他還敦促當時具有外語優勢的中國留學生認真研究、翻譯《共產黨宣言》等馬列著作。早在1906年1月,國民黨人朱執信就在《民報》第2號上翻譯發表過《共產黨宣言》的一些章節。后來毛澤東客觀地評價過:“朱執信是國民黨員,這樣看來,講馬克思主義倒還是國民黨在先。不過以前在中國并沒有人真正知道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6]毛澤東還提到,十月革命以后,特別是五四運動以后,馬克思主義學說才在中國迅速得以傳播,共產黨人也由此成為翻譯、傳播和運用《共產黨宣言》的主體。毛澤東就是這其中傳播和運用《共產黨宣言》思想的特別積極的一分子。
  
大革命時期的1926年3月18日,毛澤東在廣州參加了國民黨政治講習班舉辦的紀念巴黎公社55周年集會,并在會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紀念巴黎公社應注意的幾點》的講演。在講演中,他直言不諱地評價說,這是“中國民眾紀念巴黎公社的第一次”;中國革命的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即由少數人包辦發展到“已有多數的農工民眾參加,并且有左派的國民黨黨員作指導,有工農階級專政的國家蘇維埃俄羅斯作模范”;正因為有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介入,中國人民才意識到巴黎公社革命的意義。講到巴黎公社革命的意義以及它與十月革命的關系時,毛澤東指出:“俄國的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是工人階級以自己的力量,來求人類真正的平等自由,它們的意義是相同的,不過成功與失敗不同而已。所以我們可以說:巴黎公社是開的光明的花,俄國革命是結的幸福的果——俄國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繼承者。”[7]在講演中,他多次引用馬克思的話。針對當時“國內頗有些人懷疑或反對階級斗爭”問題,毛澤東批評說:“這是不了解人類進化史的緣故。”由此他引用《共產黨宣言》里的話說:“人類的歷史,是一部階級斗爭史。”[8]引用這句話,恰恰說明這是毛澤東最早讀《共產黨宣言》時得出的最基本的觀點。
  
毛澤東還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在觀察巴黎公社為什么這么快就失敗時,指出了其中“兩個主要原因”:一是“沒有一個統一的集中的有紀律的黨作指揮”,“以致內部意見紛歧,勢力分散,而予敵人以可乘之機”;二是“對敵人太妥協太仁慈”,“我們對敵人仁慈,便是對同志殘忍”,“因為我們不用嚴厲的手段對付敵人,敵人便要用極殘酷的手段對付我們了”。毛澤東進一步分析說:“巴黎公社,對于敵人不取嚴厲處置,還容許敵人占住金融機關,調集軍隊,所以終被敵人覆滅了。”為此他提醒說:“各同志要鑒往知來,懲前毖后,千萬不要忘記‘我們不給敵人以致命的打擊,敵人便給我們以致命的打擊’這句話。我們要革命,便要從此學得革命的方法。”[9]
  
從目前掌握的資料看,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在公開場合運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無產階級革命的經驗教訓,他所分析的革命失敗的原因及其所得到的重要啟示和革命方法,成為他后來在嚴酷的敵我斗爭中始終的堅守。
  
國共合作破裂以后,在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開辟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過程中,毛澤東仍然從《共產黨宣言》中尋找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智慧和辦法。
  
他除了繼續閱讀《共產黨宣言》外,甚至還借用過馬克思恩格斯寫作《共產黨宣言》的形式來作宣傳。1929年1月,在粉碎敵人圍剿期間,他與朱德在向部隊做政治工作時,以中共紅四軍黨部署名的方式,發出了一份中國共產黨人自己的《共產黨宣言》,其中根據中共六大精神宣布了民主革命十大政綱,包括以下一些內容: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沒收外國資本;統一中國;推翻軍閥國民黨政府;工人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田地,分給無田及少田的農民等[10]。這些內容與《共產黨宣言》的精神是一致的。他們在蘇區發布的一些宣傳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相關政策的布告中,也貫穿了《共產黨宣言》中的一些基本精神。
  
2. 延安時期,為引領全民抗戰的正確方向和中國未來發展的方向,提高黨的理論水平和領導能力,毛澤東研讀《共產黨宣言》更頻繁,思考也更深,宣傳《宣言》思想的力度也更大
  
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至全面抗戰爆發之前,毛澤東在思考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爭取千百萬群眾團結抗日的過程中,多次閱讀《共產黨宣言》。1937年5月2-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在會上,他還根據大家多日討論的結果,作了《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的結論性報告。這篇結論在講到國共兩個政權之間“西安事變后和平實現是事實”的問題時,明確指出:“我們說國民黨已經開始轉變,但我們同時即說國民黨并沒有徹底轉變。國民黨的十年反動政策,要它徹底轉變而不用我們和人民的新的更多更大的努力,這是不能設想的事情。”他認為,共產黨人要積極推動國內形勢朝著“和平、民主和抗戰”的方向走,“我們的目的在團結資產階級和國民黨中一切同情抗日的分子,共同戰勝日本帝國主義”[11]。
  
在這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講到“革命前途問題”時,毛澤東借用《共產黨宣言》中有關“共產黨人為工人階級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爭,但是他們在當前的運動中同時代表運動的未來”,“共產黨人到處都支持一切反對現存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運動”等觀點,并把這一觀點表述為“我們是革命轉變論”[12]的思想,以此來說明共產黨人的目標任務。他明確提出,實現革命的前途可分為“上篇與下篇”兩篇大文章來做,“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也就是先“堅決地領導民主革命”,然后“爭取社會主義勝利”。他認為,共產黨人與任何“革命的三民主義者”不同之處就在于:“我們是為著社會主義而斗爭。”“現在的努力是朝著將來的大目標的,失掉這個大目標,就不是共產黨員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產黨員。”在這里,毛澤東依據《共產黨宣言》的思想,講清了共產黨人是革命的轉變論者和革命的階段論者的道理,號召黨內同志把當前革命任務與長遠革命目標結合起來,并提醒黨內同志,無產階級的革命從占劣勢到占優勢,“這是一個斗爭的長過程”,而聯合其他階級共同斗爭,“正是走向社會主義的必經的橋梁”[13]。
  
正是在這次講話中,毛澤東進一步發揮了《共產黨宣言》第四部分中的思想,這一部分雖然字數不多,但卻表達了共產黨人如何完成歷史使命的態度:為“運動的未來”“自己的意圖”“實現變革”,共產黨人“到處都支持”“到處都努力爭取”聯合其他黨派一起去反對舊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共產黨宣言》點明了共產黨人所從事的這場“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的偉大革命運動。毛澤東就此提出:“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干部。”“如果領導者是一個狹隘的小團體是不行的,黨內僅有一些委瑣不識大體、沒有遠見、沒有能力的領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中國共產黨早就是一個大政黨,經過反動時期的損失它依然是一個大政黨,它有了許多好的領袖和干部,但是還不夠。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干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這些干部和領袖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于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14]
  
隨著偉大的抗日戰爭進一步深入發展,中國共產黨人以什么樣的精神狀態以及用什么樣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來引領全國抗戰?這個問題越發顯得突出且重要。在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毛澤東仍然沒有忘記《共產黨宣言》。
  
1939年5月30日,毛澤東在延安慶賀模范青年大會上講話,借談中國共產黨人的“艱苦奮斗”和“永久奮斗”精神,與青年們談到讀《共產黨宣言》的重要性。他在回憶起自己初讀《共產黨宣言》的情景時對青年們說:現在在延安和社會上,有各種各樣的書,“還有馬克思主義的書和抗日戰爭的戰略戰術等等,很多書都能夠看到。這些書,我那時候一本也看不到。十九年前,《共產黨宣言》在全國印得很少,哪里去找這樣好的理論?”他結合向青年們推薦《共產黨宣言》“這樣好的理論”,指導中國青年如何奮斗。他說,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青年運動有很好的革命傳統,這個傳統就是‘永久奮斗’。我們共產黨是繼承這個傳統的,現在傳下來了,以后更要繼續傳下去”。什么是“永久奮斗”?毛澤東解釋說:“永久奮斗,就是要奮斗到死。這個永久奮斗是非常要緊的,如要講道德就應該講這一條道德。”他強調,共產黨人是這樣一種人,“要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這個方向是不可動搖的,要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氣來堅持這個方向”。“中途變節的,這是無道無德”。《共產黨宣言》里提到,“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毛澤東以此指出,能夠最堅決的、忍饑挨餓去打日本帝國主義的,“這只有共產黨能做到,別人是做不到的”[15]。毛澤東的這些論述,可以說是把《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著作中的光輝思想,靈活運用到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生動實踐中了。
  
越是在復雜的戰爭環境下,毛澤東越提倡全黨上下加強調查研究工作,反復強調“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道理。在這個環節上,他也結合《共產黨宣言》來談問題。他專門匯編了《農村調查》一書,其目的是“為了幫助同志們找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在闡述調查研究方法的時候,他專門提醒下去做農村調查的人要學會使用《共產黨宣言》中包含的階級分析法。前面提到的1941年9月13日毛澤東在延安為即將出發的農村婦女問題聯合調查團作講話時所講的一段話,就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講的從《共產黨宣言》中得到的“階級斗爭”四個字,也是針對農村調查中的分析研究方法而言的,他將之歸結為“認識問題的方法論”問題。也就是在此期間,毛澤東還進一步以戰略家的高瞻遠矚,發人深省地對黨的高級干部們說過:“不調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國亡黨亡頭。”[16]
  
在延安整風期間,為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毛澤東進一步提倡全黨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而且要讀馬克思主義原著。他為黨內干部開列的馬列著作書單中,第一部就是《共產黨宣言》。這以后,毛澤東歷次為全黨開列的學習馬列著作的書單中,《共產黨宣言》幾乎都排在首位。
  
1943年12月14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號召黨的高級干部開展為期半年的理論學習活動,開列了六本書的書單:《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兩條路線》。并提出要邊學邊討論,要有歷史觀點,要聯系實際。1944年3月5日,他再次號召黨內開展歷史問題和理論問題的學習,這次又指定了“讀五本理論書”,第一本也是《共產黨宣言》。他提出要做“認真研究理論和研究歷史的工作”,對一些基本問題,“一定要在思想上弄清楚”[17]。
  
3. 在抗戰即將取得全面勝利和人民解放戰爭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當口,毛澤東在兩次黨的重要會議上,都特別號召全黨同志讀《共產黨宣言》
  
1945年,抗日戰爭進入最后階段,在中國面臨著兩種前途、兩種命運斗爭的關鍵時刻,為爭取光明的前途、反對黑暗的前途,這年4月至6月間,中共召開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4月21日,毛澤東在七大預備會議上闡述工作方針時提到,“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全世界無產階級及其他先進分子上了共產主義的一課”,從此,馬克思主義傳播得如此之快,“比飛機飛得還快”[18]。他還提到了最早參與傳播《共產黨宣言》的朱執信等人。這個時候講這些,為的就是讓全黨牢記共產黨人的初心和走過的道路。黨的七大開幕以后,毛澤東在4月24日作口頭政治報告時,便向全黨提出“我們要讀五本馬列主義的書”的任務。說馬克思主義的書很多,首先就要讀這五本。五本中第一本就是《共產黨宣言》。他專門說:“馬克思的一本,就是《共產黨宣言》,是和恩格斯合著的,但主要是馬克思著的。”[19]5月31日,毛澤東在七大上作結論報告時,再次強調:“加強理論學習至少要讀五本書,我向大家推薦這五本書:《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兩個策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這里馬、恩、列、斯的都有了。如果有五千人到一萬人讀過了,并且有大體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處。”他還風趣地要求大家:“我們可以把這五本書裝在干糧袋里,打完仗后,就讀他一遍或者看他一兩句,沒有味道就放起來,有味道就多看幾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來了。一年看不通看兩年,如果兩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記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這個方法可以在各個地方介紹一下,我們不搞多了,只搞五本試試。”[20]在一次大會上,毛澤東反復強調讀馬列著作,特別強調讀《共產黨宣言》,其中深意非同尋常。而毛澤東本人,就是這樣常讀常新的;也是這樣帶著全黨特別是黨的領導干部們從解決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的角度不斷研讀的。
  
不僅如此,毛澤東還在七大的結論報告中,多次提到并闡發《共產黨宣言》中的思想。在提出要“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設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時,他特別提醒大家:“一八四八年發表的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是放手發動群眾的方針。”[21]在強調黨的認識成果和理論成果要靠集體智慧來完成時,他說:“一個人搞不完全,要依靠大家來搞,這就是我們黨的領導方法。要用這樣的方法來啟發同志的思想,去掉盲目性。”在談到黨性與個性的關系時,他指出,在共產黨領導下,要使“社會上的人都有人格、獨立性和自由,而且在我們黨的教育下,更發展了他們的人格、獨立性和自由。這個問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里講得很清楚。”在引用《共產黨宣言》中有關“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思想后,他進一步說:“不能設想每個人不能發展,而社會有發展,同樣不能設想我們黨有黨性,而每個黨員沒有個性,都是木頭,一百二十萬黨員就是一百二十萬塊木頭。”并指出:“馬克思講的獨立性和個性,也是有兩種,有革命的獨立性和個性,有反動的獨立性和個性。而一致的行動,一致的意見,集體主義,就是黨性。”[22]在這樣一個歷史當口,毛澤東大力提倡學習馬列主義,并引用《共產黨宣言》的思想來闡述中國共產黨的目標任務和行動準則等重大問題,對全黨帶領人民走向光明的前途,產生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另一個重要歷史關口,是進入1949年。這時,面對中共即將由局部執政到全國執政的局面以及更為復雜的世界大格局,黨內大多數同志情況不熟悉、能力不足和水平不夠的危機加大。如何適應新形勢、解決新問題?如何提高全黨的執政能力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這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思考的一個重大問題。1949年3月,中共召開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除了在開幕會上告誡全黨“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外,還在閉幕會上專門講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統一”問題。為此,他在以往多次為黨內干部開列馬克思主義必讀書單的基礎上,又一次為全黨干部開列了“十二本干部必讀的書”,其中仍有《共產黨宣言》,還包括《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國家與革命》《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建設》《列寧斯大林論中國》《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等。這些書的內容,都與中國共產黨走向全國執政所要遵循的指導思想和方法論有關。毛澤東說,開列這個書單,是“積二十多年之經驗,深知要讀這十二本書”。他要求干部們,“在三年之內看一遍到兩遍”,“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內,有三萬人讀完這十二本書,有三千人讀通這十二本書,那就很好”。毛澤東思考的是,在我們面臨全國執政的情況下,亟須用馬克思主義理論進一步教育干部、培訓干部,以提高全黨的理論水平和政策水平。他明確提出:“對宣傳馬克思主義,提高我們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應當有共同的認識。”[23]
  
這個時候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為一個比較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作為這個黨的指導思想的毛澤東思想,也已經達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全新的理論境界。但是,毛澤東仍然具有清醒的頭腦,他提醒黨內同志:“不應當將中國共產黨人和馬、恩、列、斯并列”,“不要把毛與馬、恩、列、斯并列”,“應當在全中國全世界很好地宣傳馬、恩、列、斯關于唯物主義、關于黨和國家的學說,宣傳他們的政治經濟學等等”[24]。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領導層是帶著這種清醒的認識走向新中國的;也是帶著這種清醒的馬克思主義頭腦,號召全黨干部認真讀《共產黨宣言》等經典著作的。其結果是,黨內許多同志特別是領導干部成為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的人,并在實踐中迅速地擔當起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偉大勝利的歷史重任。

 

半年后,在協商建國的過程中,毛澤東為新華社寫了一篇社論,闡述“唯心歷史觀的破產”,表明“我們是反對歷史唯心論的歷史唯物論者”等問題。其中提到,自十月革命以來,馬克思列寧主義“喚醒了中國人”,“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從此以后,中國改換了方向”。毛澤東所說的這個方向,就是中國人民從此走向獨立、解放、自由、民主的方向。還專門引用《共產黨宣言》中的思想,說明盡管“西方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但卻形成了“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從這些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所有這些,都是帝國主義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在這里,毛澤東也從理論上講清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需要”,而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理論與中國的特點相結合,從而“發動了中國的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創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這是歷史的必然[25]。

三、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毛澤東如何研讀《共產黨宣言》

 

新中國成立后,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是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一個更大的難題。盡管有蘇聯的經驗可以借鑒,但是中國的情況卻有著極大的特殊性。怎樣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相結合,來探索不同于中國革命規律的社會主義建設規律。這更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怎么辦?毛澤東經常說,遇到實際問題,就去請教馬列主義;遇到實際問題,就翻閱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這是他的一貫做法[26]。
  
1. 20世紀50年代,面對建設社會主義的系列新問題,毛澤東不斷闡發《共產黨宣言》里的思想,闡明黨的領導方法以及共產黨人的思想境界和遠大抱負
  
進城以后,毛澤東的生活和居住環境有了根本性的好轉,存書和讀書的環境也有了根本性的改變。《共產黨宣言》的各種版本以及馬克思主義的其他經典著作更是伴隨著毛澤東,他時常閱讀并從中找理論根據,找思想智慧,找解決問題的思路和辦法。
  
在毛澤東研讀過的《共產黨宣言》版本中,他寫下了許多的批注文字,還作了眾多圈圈畫畫,比如在有關廢除資產階級所有制,剝奪資產階級占有他人勞動、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與傳統的所有制觀念決裂,建立公有制等處,他都作了密密麻麻的圈畫。那些對探索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有啟示的文字,他作的各種符號的圈點批畫也就更多[27]。
  
20世紀50年代中期,在全面開展社會主義建設、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復雜的新情況,比如:黨內一度出現一些認識上的分歧,一些局部出現了分散主義現象,一些人出現驕傲自滿情緒,等等。解決這些問題,毛澤東沒有忘記翻閱《共產黨宣言》。在1955年3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在審議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過程中,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認真總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經驗。毛澤東認為:“在我們這樣一個大國里面,情況是復雜的,國民經濟原來又很落后,要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并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正因為如此,他再次提醒黨內同志:“不要因為我們的工作有成績就驕傲自滿起來,應該保持謙虛態度,向先進國家學習,向群眾學習,在同志間也要互相學習,以求少犯錯誤。”他在批評黨內少數人“玩弄陰謀,進行秘密活動,在同志背后進行挑撥離間”時,再次引用了《共產黨宣言》中的話:“共產黨人認為隱秘自己的觀點與意圖是可恥的事。”毛澤東接著強調:“我們是共產黨人,更不待說是黨的高級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應該隨時公開說出自己的政治見解,對于每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表示自己或者贊成或者反對的態度,而絕對不可以學高崗、饒漱石那樣玩弄陰謀手段。”毛澤東還提出:“鑒于種種歷史教訓,鑒于個人的智慧必須和集體的智慧相結合才能發揮較好的作用和使我們在工作中少犯錯誤,中央和各級黨委必須堅持集體領導的原則,繼續反對個人獨裁和分散主義兩種偏向。必須懂得,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這樣兩個方面,不是互相對立的,而是互相結合的。”[28]
  
1955年10月,在進一步闡釋社會主義時期的統一戰線的重要性時,毛澤東堅定地說服各界人士,“勸大家走社會主義道路”,他說:“還是把積極因素團結起來好。要把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村的、城市的)、宗教家等等都團結起來。團結了更多的人,阻礙就少些,事情就容易辦得通。”他還指出:“現在是協商辦事,這樣大的事情,與全國人民有關的大事,當然要協商辦理。”由此,他引用《共產黨宣言》中的思想,向大家提到了無產階級的目的:“無產階級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個人類。”“必須全人類都解放,變成一個新制度,無產階級才能最后解放自己。”[29]
  
在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際相結合過程中,如何進一步開創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境界?這也是毛澤東深入思考的重要問題。他提醒人們,馬克思主義也需要隨著實踐的發展不斷發展創新。1957年3月10日,毛澤東在同新聞出版界代表談話時,就以《共產黨宣言》為例,提到馬克思主義的不斷發展問題。他說:“馬克思主義的創造者馬克思本人,也不是一下子就全部貫通的。一八四八年《共產黨宣言》出版,只是馬克思主義體系形成的開始,還不是馬克思主義體系的完成。”他提醒大家,讀《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書籍,“重要的是要注意研究方法”[30]。同年11月16日,他在與外國共產黨交流經驗,談到人對客觀事物認識的不足時,也以革命導師為例,說:“馬克思和恩格斯經常說歐洲的革命要來了,結果革命沒有到來。”毛澤東意在提醒人們,無論在革命還是在建設問題上,既要遵循馬克思主義原理,又不要把馬克思主義當教條。
  
有意思的是,這一時期毛澤東也進入了人生的后半程,眼睛開始老花。在他的要求下,有關部門印制了《共產黨宣言》等書的大字線裝本,供他和有關領導干部閱讀。毛澤東不僅研讀中文版的《共產黨宣言》,而且對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也很有興趣。他從1954年秋天起開始重新學英語,特意把一些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英文本作為教材,其中第一本教材選的就是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由此既可以看出毛澤東學習的毅力之強,也可以看出毛澤東對《共產黨宣言》之鐘愛。
  
2. 在社會主義建設遇到難題甚至挫折后,毛澤東進一步讀《共產黨宣言》,思考探索“具有自己特別的具體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形式和方法”
  
經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后,由于主客觀等多方面復雜的原因,中國經濟社會生活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困難。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和建設規律方面,也出現了一些理論上的困惑和現實中的迷惘。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再次沉下心來,號召黨內同志特別是領導干部一邊反思、總結建設經驗,一邊學習馬克思主義。
  
1958年11月,毛澤東專門給中央、省區市、地、縣四級黨委委員寫了一封信,單為一件事,向同志們建議讀兩本書:一本是斯大林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本是《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信中還提議:“將來有時間,可以再讀一本,就是蘇聯同志們編的那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31]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就是在這種一邊實踐、一邊總結、一邊讀書思考中不斷前進的。一年以后,毛澤東于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期間,親自組織了一個讀書小組,集中起來專門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就在讀這本書的系列談話中,他多次提到《共產黨宣言》中的思想。特別是在談到“關于社會主義建設”問題時,他明確提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經過后一階段,到了物質產品、精神財富都極為豐富和人們的共產主義覺悟極大提高的時候,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也就是在這次讀書思考中,他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思想并明確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長期的艱巨的歷史任務:“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艱巨任務,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過早了。”正是在談這些問題的時候,他把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與1957年通過的各國共產黨“莫斯科宣言”聯系起來,明確表示:“‘每一個’國家都‘具有自己特別的具體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形式和方法’,這個提法好。一八四八年有一個《共產黨宣言》,在一百一十年以后,又有一個‘共產黨宣言’,這就是一九五七年各國共產黨的莫斯科宣言。在這個宣言中,就講到了普遍規律和具體特點相結合的問題。”[32]可以看出,在思考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時候提到這兩個宣言,毛澤東的本意是清晰的,就是提醒人們要充分關注矛盾的特殊性,充分認識普遍規律與各國實際情況和具體特點相結合的重要性。由此他在讀書談話中也對“照抄蘇聯的辦法”進行了反思,肯定中國必須走一條“具有自己特別的具體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形式和方法”的路子。他坦率地承認,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到三年恢復時期,再到“一五計劃”時期,包括自己在內,“對建設還是懵懵懂懂的”,“有些計劃合乎規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規律,有些計劃不合乎規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規律”[33]。作出這樣的反思,是思想深邃的表現,也反映出中共領導層的一種馬克思主義理論勇氣。
  
每當遇到難題和挫折時,毛澤東在冷靜反思和總結經驗的基礎上,都要給黨內干部開列讀馬克思主義原著的書單,要求中央有關部門“組織高級干部學習馬、恩、列、斯著作”。每次開書單,都包括《共產黨宣言》,且往往把《共產黨宣言》列為第一本必讀書。
  
進入20世紀60年代后,中蘇兩黨在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列主義問題上開始論戰。而中共黨內在對馬克思主義一些基本理論問題的認識上,也出現了一些思想上的困惑。為此,毛澤東結合總結前一階段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教訓,提出黨內中高級領導干部要學習馬列原著。1963年5月,毛澤東在審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指導文件《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十條”)時,專門加寫了有關學習馬列主義和加強調查研究的一段文字:“我們現在還有一些處在領導工作崗位的同志和許多從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革命的認識論,他們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還是資產階級的,或者有資產階級思想的殘余。他們常常自覺地或者不自覺地以主觀主義(唯心主義)代替唯物主義,以形而上學代替辯證法。”毛澤東強調:“為了做好我們的工作,各級黨委應當大大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34]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宣部擬出了包括《共產黨宣言》在內的“干部選讀馬恩列斯著作目錄”,共30本書。到1964年2月,他再次要求中宣部將開列的馬恩列斯30本著作印成線裝本,并懇切地說:“每部印一萬份、兩萬份或者三萬份好嗎?我急于想看這種大字書。”這次讀書,他特別強調領導干部們要深入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內容和基本原理,提高對若干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越是在“極其重要的關鍵時期”,高級干部們越是“必須下決心擠出一定時間,認真坐下來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著作,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銳利的武器”[35]。這次開列的供干部選讀的30本馬恩列斯等人的著作中,第一本就是《共產黨宣言》。這年8月3日,他再次請秘書幫他找一本大字本的《共產黨宣言》,信中說:“我又要找一部《共產黨宣言》,一部列寧論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都要是新出大字本的。”[36]這體現了他閱讀《共產黨宣言》的急迫性和反復性。
  
到了晚年,毛澤東依然對《共產黨宣言》愛不釋手。在他不斷要求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必須精讀的書目中,無論如何挑選,第一本都是《共產黨宣言》。中共九大以后,面對“文化大革命”期間出現的混亂狀況以及黨內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種種反常表現,毛澤東一方面強調黨內要加強團結,一方面要求黨內要加強學習。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要通過學好馬列著作來區分真假馬列主義。他說:“黨的高級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擠時間,讀一些馬、列的書,區別真假馬列主義。”[37]1970年9月,按照毛澤東的要求,周恩來等人又在毛澤東1964年關于選讀馬恩列斯著作的三十幾本書的基礎上,從中選了9本,第一本也是《共產黨宣言》。這年11月6日,中共中央下發了經毛澤東審閱的關于高級干部學習問題的通知,并特別提到了毛澤東關于以認真讀馬列著作來區別真假馬列主義的要求。

 

直到去世,在毛澤東臥室床邊還擺放著他經常閱讀的至少三個版本的《共產黨宣言》:兩個戰爭年代的版本、一個英文版本。這恰恰印證了《共產黨宣言》他讀了無數次、且伴隨他一生這樣的事實;也印證了《共產黨宣言》伴隨他探索中國“特別的具體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這樣的歷程。

四、《共產黨宣言》對毛澤東影響中有三點特別值得關注

 

從毛澤東研讀和推介《共產黨宣言》的情況可以看出,《共產黨宣言》等馬列著作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產生了全方位的深刻影響。在這些影響中,毛澤東所受的影響是豐富而長期的,絕不是幾個字、幾句話或個別的思想點。綜合起來看,至少以下三個方面的影響值得我們特別關注。

1. 通過讀《共產黨宣言》等馬列原著,毛澤東不僅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而且一生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
  
毛澤東自己說過,他的馬克思主義信仰,是通過讀《共產黨宣言》等書確立起來的,并且也是通過讀這些書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如前所述,1936年10月,他在與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提到過使他樹立起馬克思主義信仰的三本書,即《共產黨宣言》《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史》。他還說:“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我已經在理論上和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此我也自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38]毛澤東與當時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一樣,是在長期苦苦探尋救國救民的真理過程中,通過對各種思潮、主義的反復推求比較,最終找到馬克思主義真理的。毛澤東從此堅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信仰,堅定追求共產主義事業,他一生在理論的堅定性和道路的堅定性方面,“一直沒有動搖過”。
  
所以說,《共產黨宣言》帶給毛澤東的影響中,最大的影響就體現在理想信念上,體現在對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執著追求和對共產主義事業的不懈奮斗上。毛澤東對《共產黨宣言》等馬列經典著作的閱讀和把握,不是一般人所能及的。他一生中反復閱讀這些書,《共產黨宣言》中的許多思想精髓、精辟論斷,他不僅能靈活運用而且幾乎都能隨口背下來。到了晚年,他還唯恐自己見了馬克思無法交代,對身邊工作人員風趣地說過:“我活一天就要學習一天,盡可能多學一點,不然,見馬克思的時候怎么辦?”[39]他是一個完全徹底地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生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2. 在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凡遇重大問題和思想疑難,毛澤東都要從《共產黨宣言》等馬列著作中找智慧、找思路、找辦法
  
毛澤東讀馬列著作,是為了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實際中遇到的重大問題,或者是為了解答實踐中出現的思想疑難。讀《共產黨宣言》更是如此。
  
毛澤東曾經在提到他最早讀《共產黨宣言》等書得到什么啟發時說過,“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40]。在延安時期他還說過:“遇到問題,我就翻閱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有時只閱讀一兩段,有時全篇都讀。”而當遇到的問題得到解疑釋惑以后,毛澤東又回到實踐中去,因此他又說:“要學馬列主義經典著作,要精讀,讀了還要理解它,要結合中國國情,結合自己的工作實踐去分析、去探索、去理解。理論和實踐結合了,理論就會是行動的指南。”“我寫《新民主主義論》時,《共產黨宣言》就翻閱過多少次。讀馬克思主義理論就在于應用,要應用就要經常讀,重點讀。”[41]
  
帶著問題讀,遇到難題讀,讀懂以后再與實踐相結合,把其中的深刻道理運用于中國社會實踐,讓馬克思主義理論成為行動的指南,這些,就是毛澤東研讀和運用《共產黨宣言》等馬列著作的基本流程。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時如此,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時亦如此,毛澤東從《共產黨宣言》等馬列著作中找到了解決中國問題的豐富的智慧、寬廣的思路和有效的辦法。
  
從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自己研讀以及不斷提倡全黨閱讀馬列著作的情況來看,每當他特別提出要重讀《共產黨宣言》等經典著作的時候,大都是中國社會實踐出現波折或者思想認識上出現疑惑的時候。面對探索過程中的艱難曲折,面對思想認識上解不開的扣子,毛澤東的一條重要經驗和做法,就是從《共產黨宣言》等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中尋找理論初心,而他總能從中得到思路、啟示、方法甚至信心和力量。正像他經常提醒大家的,讀《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書籍,重要的是研究其中的方法,這些方法是將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基本原則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橋梁。
  
3. 為確保黨承擔起歷史的重任,實現偉大的目標,毛澤東不斷以《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教育引導全黨同志特別是培訓黨的各級領導干部,提高大家的理論修養和思想水平
  
早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就提出:“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干部。”[42]毛澤東始終認為,中國共產黨作為帶領中國人民為民族獨立解放、人民幸福和國家富強而堅決奮斗的大黨,要擔負起這些重大的歷史責任,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或者偏離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是絕對不行的。黨的各級干部是否具備馬克思主義的能力、水平和素養,是毛澤東高度關注的問題。毛澤東指出,“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這是一個“偉大的目標”;“要使幾億人口的中國人生活得好,要把我們這個經濟落后、文化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富裕的、強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國家,這是一個很艱巨任務”。要完成這樣的偉大目標和艱巨任務,“決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43]。他不斷強調干部問題的決定作用,提出:“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有計劃地培養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們的戰斗任務。”[44]
  
在革命和建設的長期奮斗歷程中,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持續不斷地制訂了培養訓練大批“能夠管理軍事、政治、經濟、黨務、文化教育等項工作的干部”[45]的計劃,并組織實施。毛澤東歷來主張,培養訓練干部最核心的內容和首要的教材,就是馬克思主義,而《共產黨宣言》就是首本學習教材。共產黨的干部,必須具備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水平和工作能力。所以毛澤東提出,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應該開展“普遍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運動”,使我們的干部“更多地學到一些馬克思主義”,成為“徹底的唯物主義者”[46]。
  
終身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終身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并善于將其與中國實際有機地結合起來,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從而開創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和建設的獨特發展道路,這就是毛澤東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的人生寫照。

注 釋:
[1]《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22頁。
[2]《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頁。
[3]吳黎平整理:《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關于自己的革命經歷和紅軍長征等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頁。
[4]《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50頁。
[5]《緬懷毛澤東》(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400頁。
[6]《毛澤東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0頁。
[7]《毛澤東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34頁。
[8]《毛澤東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頁。[1][9]《毛澤東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35頁。
[10]《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260頁。
[11]《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2-273、273-274頁。
[12]毛澤東表述的這一思想,反映在他親自主持選編并作注的《毛澤東選集》第1卷中,參見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54、258頁;1991年版第276、280頁。
[13]《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6-277頁。
[14]《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6-277頁。
[15]《毛澤東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9-193頁。
[16]毛澤東:《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分析新事物,解決新問題》(1941年10月30日),《黨的文獻》2002年第3期。
[17]《毛澤東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3頁。
[18]《毛澤東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0頁。
[19]《毛澤東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50頁。
[20]《毛澤東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7-418頁。
[21]《毛澤東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76、377頁。
[22]《毛澤東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5-416頁。
[23]《毛澤東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1頁。
[24]《毛澤東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0頁。
[25]參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3-1516頁。
[26]參見徐中遠:《毛澤東讀(共產黨宣言〉的啟示》,《紅旗文稿》2015年第16期。
[27]參見徐中遠:《毛澤東讀(共產黨宣言〉的啟示》,《紅旗文稿》2015年第16期。
[28]《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0-392頁。
[29]《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90頁。
[30]《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4-265頁。
[31]《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2-433頁。
[32]《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頁。
[33]《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7-118頁。
[3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224頁。
[3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25、27頁。
[3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119頁。
[37]《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36頁。
[38]《毛澤東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9頁。
[39]參見徐中遠:《毛澤東讀(共產黨宣言〉的啟示》,《紅旗文稿》2015年第16期。
[40]《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頁。
[41]《緬懷毛澤東》(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400-401頁。
[42]《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7頁。
[43]《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5、2頁。
[44]《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6頁。
[45]《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47頁。
[46]《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5頁。

(作者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授權】,原載《馬克思主義研究》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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