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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虬丨帶著問題學原著:改革開放中的二元論矛盾及其克服
點擊:  作者:紫虬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發布時間:2019-11-10 10: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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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講政治,把黨的綱領和各項工作融為一體,是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共同富裕的時代召喚,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統一。回顧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偉大歷程,在取得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的同時,存在的幾乎所有的問題歸納起來,都有一個共性特征,即主客觀分離:背離了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初心,其認識方法在一系列問題上具有明顯的二元論特征。長期實踐證明:思想方法上的二元論時刻危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生命力。今天樹立對立統一的思維,克服二元論,用“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來更加準確地定位實踐標準,“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為綱”,才能把握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正確道路。


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把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旗幟鮮明講政治是我們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根本要求。”講政治,把黨的綱領和各項工作融為一體,是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共同富裕的時代召喚,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統一。

 

恩格斯指出“世界的真正的統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質性”。(恩格斯:《反杜林論》,1878年6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383頁)馬克思主義對二元論的批判,是通過主客觀一致,精神和物質的統一的一元論而實現的。馬克思主義追求主客觀一致,精神和物質統一的一元論,反對政治和經濟相脫離的二元論。習近平提出的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就是要求全黨把政治統領落實到經濟建設各項工作中去,而不是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政治經濟兩張皮。面對政治與經濟、政治與科技、政治與業務等之間普遍、經常的矛盾,自列寧和毛澤東提出對立統一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核心以后,就把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論上升到一個空前的高度。

 
笛卡爾的精神、物質二元論,是兩個彼此獨立、平行存在、不分先后因果并發展的本原。在認識論上,最后只能倒向客觀唯心主義一元論。馬克思主義的對立統一法則對二元或多元論的批判,直指調和、折中、違背是非,摧毀了最終脫離客觀的思維方式掩體。
 
例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批判黑格爾主義的施蒂納的唯心主義時,批評說:“這里甚至把“獲得”(前文所說的物質和精神的獲得——引者注)和官僚制度又導入共產主義,不言而喻,共產主義將因此而“達到它的最終目的”并不再成為共產主義了”。批評這種方法是“偷偷地把這種二元論塞給共產主義,這樣就預先使這種二元論合法化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1846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248頁)
 
十八大以后,習近平同志提出問題導向,即矛盾分析法,也就是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推動事物發展的對立統一法則在新時期的運用。回顧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偉大歷程,在取得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的同時,存在的幾乎所有的問題歸納起來,都有一個共性特征,即主客觀分離:背離了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初心,其認識方法在一系列問題上具有明顯的二元論特征。這個問題不解決,十九大提出的“巨大代價”就無法糾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就無法提高。
 

1, 貧富分化與改革初心的主客觀分離

 

鄧小平同志從1981年12月12日起,到1993年9月16日,至少有23次在各種場合談及“兩極分化”。定語均是“不搞”、“避免”、“防止”、“消除”或“如果”。決絕態度反映了鄧小平同志作為老一代革命家堅定的社會主義信念。這個信念越到晚年,越加強烈。 “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鄧小平年譜》,《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年2月)


但是,自1981年提出不搞兩極分化九年以后,鄧小平和弟弟鄧墾的談話中提出,“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 (《鄧小平年譜》,1993年9月16日)


26年后,今年2月7日,美國國家經濟研究所刊登了世界兩極分化最新研究論文:中國前10%的人占據了67%的財富,而俄羅斯的這一比例高達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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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95年到2015年間,兩個國家1%最富有人群的財富占比更是翻了一番。在中國,這一數字從15%增長至30%,而俄羅斯則從22%飆升至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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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蘇聯崩潰中,經過新自由主義“500天計劃”改造,實施了資本主義。與此同時,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在深化。社會實踐的結果是,中俄的貧富分化,遠超過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法國和英國。兩國均從曾經的基尼系數極低,兩級分化到前10%的富人占據三分之二以上的社會財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僅比俄羅斯資本主義低4%;20年間在1%最富有人群的財富翻番速度上,中國甚至超過俄羅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所受到的挫折不僅是蘇東解體,作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也出現了貧富分化追趕、超越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曲折。
 
改革開放,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前無古人的實踐探索。在探索的道路上,允許犯錯誤,也允許改正錯誤,但必須做出總結,正視問題。今天兩極分化的現實既不是周恩來同志抱病提出四個現代化的意愿,也不符合鄧小平同志不搞兩極分化的主觀愿望,為什么會出現主客觀分離,違背四五十年前初心?我們違背了哪些前期實踐證實了的正確理論,執行了哪些錯誤或者不準確、不全面的理論或指導思想?一切追求真理者不得不嚴肅反思,從理論滯后于實踐的唯物論出發,敬畏、正視實踐結果,慎思明辨,總結歸納,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從而以馬克思主義的自覺性,為豐富、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做出努力。
 

2,對社會主義本質理解的二元論

 

1959年底,毛澤東同志在學習討論蘇聯《政治經濟學》時提出“要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為綱,來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問題。”(《毛澤東年譜》,1959年12月24-26日)


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用對立統一法則總結認識社會主義規律的開始。也就是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亦即確保共同富裕成為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開始。雖然生產力的決定作用是基礎的,但是,在不同的階段、以及不同的地點和社會條件下,矛盾主要一方是相互轉化的。而且無論如何轉化,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從來也不可能脫離一方對另一方的制約,依賴。
 
1981年,鄧小平在會見津巴布韋總統穆加貝時,在談到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時說:“毛主席最大的弱點是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忽視生產力的發展。” (《鄧小平年譜》,1981年5月15日)

1984年,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 (《鄧小平年譜》,1984年6月30日)

這個觀點相對列寧的“社會主義的任務是要消滅階級。”(列寧:《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1921年6~7月,《列寧全集》,第三十二卷第469頁)“要完成這一事業,必須大大發展生產力”(列寧:《偉大的創舉》,1919年6月28日,《列寧選集》第四卷11頁)有了調整,得到十三大肯定:“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集中力量實現現代化”(十三大報告)
 

1985年3月7日,鄧小平又提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總之,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同年5月20日,又提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以上均引自同日《鄧小平年譜》)提出了社會主義的唯一特征。

 

1992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大召開,大會對鄧小平的觀點進行了綜合:“在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問題上,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十四大報告)

 

這個綜合結論,一方面保留了鄧小平同志之前曾經對社會主義性質排他性、唯一性特質的認識;另一方面,也從十三大修訂的社會主義根本任務角度,吸收鄧南巡講話,把發展生產力列入社會主義本質。
 
長期以來,在理解社會主義本質論方面,我們隊伍中有的同志存在著四個傾向:
 
⑴平列因果。共同富裕是目的,發展生產力是手段。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為了人民共同富裕,向消滅階級、社會大同的共產主義目標前進(為此,就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靠社會主義制度去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而平列,就混淆了目的與手段的區別,也就混淆了手段的資本主義可能性與目的的社會主義唯一性的區別。
 

⑵邏輯不清。把發展生產力錯誤理解為社會主義的充分條件,即認為沒有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就實現不了社會主義,忽略了我們所說的發展生產力,是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第一位的必要任務,社會主義制度本身正是發展生產力的重要條件,而如果離開了社會主義制度,即便有了高度發達的生產力,也未必能夠實現共同富裕。

 

⑶淡化特質。“共同”體現了生產關系,“富裕”體現了生產力。社會主義的唯一性本質,其實可以濃縮為“共同富裕”,把發展生產力和共同富裕平列,側重了生產力,淡化、忽略了生產和富裕的“共同”性。

 
⑷離開核心。沒有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平衡與否的對立統一中把握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違背了生產是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生產,是一定社會關系中的生產,助長了唯生產力論。
 

這樣,就容易把發展生產力和共同富裕兩者彼此獨立。這些錯誤的性質,在哲學上折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平衡與否的對立統一矛盾,具有明顯的二元論特征。

 
回顧歷史,建國以來二元論思維特征就存在于社會主義建設各個時期,或者片面強調生產力,或者片面強調所有制、階級斗爭,這些傾向對馬列毛鄧論述的理解、引用也是片面的,它們各執一端,脫離辯證法。這種片面性在不同的時期各有側重,從而產生了“左”和右的傾向,產生了不同特點的錯誤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1974年初,毛主席給葉劍英同志的信中指出,“現在,形而上學猖獗,片面性。”(《毛澤東年譜》,1974年2月15日)筆者當時作為初入黨的青年黨員,對此缺乏理解。時至今日,認識到二元論傾向有它的普遍性,不加警惕,繼續發展,就會造成十分嚴重的后果。
 
蘇聯在崩潰前,就出現了右傾特征的唯生產力路線,走上了不歸路。1986年2月25日,戈爾巴喬夫在蘇共27大政治報告中提出“新思維改革”,批評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要平衡的觀點,強調社會主義生產實踐是檢驗改革的唯一標準。這是脫離生產關系發展生產力的典型二元論案例。
 
在工作重心轉移之前,出現過大量違背毛澤東思想的空頭政治以及影響經濟的人為矛盾,例如1975年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大談批林批孔批《水滸》的現象,受到毛澤東同志“文不對題”的批評(《毛澤東年譜》1975年9月24日)。既使在毛澤東同志否定的文革內戰時期,也長期強調“抓革命、促生產”一元論,以后又增加到“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以克服不同傾向的二元論。在工作重心轉移以后,產生了方向相反的二元論,如政治和經濟的二元論、黨的領導和黨政分工的二元論等。
 

首先是有的同志片面理解“與時俱進”,忽略了列寧的“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這一點,就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最起碼的常識。”(列寧:《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1921年元月25日,《列寧全集》第32卷第72頁)忽略了毛澤東“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按語選》(1955年9月-12月))一些同志不自覺地予以錯誤演繹。 

 

思想方法上的二元論,在一些領域的實踐中自然產生“政左經右”的狀態。長期以來,在受到影響的范圍內,在宣傳四項基本原則方面扎扎實實走形式;在經濟上,對新自由主義飲鴆止渴,GDP掛帥,政經兩張皮;在發展生產力、組織社會化大生產中,形成私有化的政商一體,如變節喪志的王珉、程維高、仇和一類的高級官員,積極助長私有經濟存量主體化,不加約束地采用資本主義方式發展經濟,鼓勵私有資本侵吞和消解國有企業,加劇經濟失調和兩極分化,導致產能過剩和需求不足,構成了十九大指出的“巨大代價”。
 
十八大以后,有些人依然散布民營經濟也是公有經濟,國企改革宣揚“所有制中性論”,力推私有化道路,壓制民主管理。特別是在私有經濟存量主體和在部分領域的主導作用下,宏觀經濟逐步呈現產能過剩,重復投資與需求不足矛盾加劇,對此否認這是由于經濟性質中的股東至上的資本主義特征的原因所致,頑固地繼續用新自由主義理念提出深化改革舉措,例如,用私有化解決公共服務問題,否認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公共服務的私有化、市場化對消費的裹挾,以及貨幣貶值等綜合因素構成的總需求不足,否認其為經濟下行的主要矛盾,寄主要希望于優惠私人資本,即對私有經濟構成的社會資本主體“不分行業”的減稅效果,寄希望于私人資本投資意愿等。這些內容在相當多的方面,都與習近平同志的講話精神產生對立。特別是在一些折中主義的思想指導下,以詮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名,曲解馬克思、列寧、毛澤東、鄧小平的理論,回避導致改革開放中主客觀背離部分的原因,在客觀上調和“不忘初心”與兩極分化,與新時代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突出社會主義初心,增加人民需求為基礎動力,以提振經濟的深化改革背道而馳。
 

3、生產力、生產關系二元論受到錯誤理解列寧“過渡”理論的影響

 
如果說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政治和經濟上的二元論否認政治主導的經濟建設,同時否認兩者之間矛盾的主要方面隨具體條件、地點、國際國內形勢變化而變化,在階級斗爭和生產力中各執一端時,錯誤認識社會主義階段論就加劇了二元論觀點。
 
有的同志認為:“列寧講過渡時期不能不是階級斗爭更加殘酷和更加尖銳的時期”,“但列寧說的是社會主義建立前的過渡時期,而不是整個社會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就是過渡到彼岸。錯解‘過渡時期’是服從于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需要的。提出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
 
為了支持這一觀點,一篇文章引用了列寧的以下觀點:(作者在引用時刪除了黑體字) 

“只有社會主義才可能廣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據科學原則進行的產品的社會生產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勞動者過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實現這一點。而且我們知道,社會主義一定會實現這一點,而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困難和它的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這個真理。”(《列寧選集》第3卷546頁。在全俄國民經濟委員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1918年5月26日)

 

需要指出,這種觀點的確注意到了列寧在十月革命時期和蘇維埃建立起來以后兩個時期論述的變化,但是,用階級斗爭的烈度差異理解列寧的“過渡”階段是機械的、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為了強調發展生產力的重要性,刪除了公有制的生產和分配,就抽去了社會主義靈魂,就脫離了馬恩列毛鄧對社會主義本質特征一貫的論述,也不符合社會主義運動百年的歷史事實,特別是中國建國以來七十年的歷史。這是一種書本化的理解,不可避免的陷入了政經二元論。這種論述和引用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是有致命損害的。
 
列寧指出:(文中黑體字是引者加注) 

“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之后,并不停止階級斗爭,而是繼續階級斗爭,直到消滅階級——當然,是在另一種環境中,在另一種形式下,采取另一些手段 

顯然,為了完全消滅階級,不僅要推翻剝削者即地主和資本家,不僅要廢除他們的所有制,而且要廢除任何生產資料私有制,要消滅城鄉之間、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之間的差別。這是很長時期才能實現的事業。要完成這一事業,必須大大發展生產力,必須克服無數小生產殘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別頑強特別難于克服的消極反抗),必須克服與這些殘余相聯系的巨大的習慣勢力和保守勢力。”(列寧:《偉大的創舉》,1919年6月28日,《列寧選集》第四卷11頁)

 

列寧把建立和鞏固社會主義,稱作“雙重任務”或“兩位一體”的任務。認為鞏固比建立“更困難”,“更重要”,因為

“戰勝資產階級所需力量的最深源泉,這種勝利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證,只能是新的更高的社會生產方式,只能是用社會主義的大生產代替資本主義的和小資產階級的生產。” (列寧:《偉大的創舉》,1919年6月28日,《列寧選集》第四卷13頁)

 

聯系列寧的以上中心思想,可知因為斗爭形式烈度的減緩而把階級斗爭局限在“列寧說的是社會主義建立前的過渡時期”,是多么錯誤的理解;結合蘇聯崩潰,是多么的不客觀。

 
再來看“過渡”問題。列寧在后期,大量使用“過渡”這個詞,指代過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各個階段,并非特指建立社會主義前。列寧還批評了一種在“過渡”修辭上反映的錯誤傾向: 

“這也就是在理論上哲學上用折中主義和詭辯術偷換辯證法。辯證法是具體的和革命的,它把一個階級專政向另一個階級專政的“過渡”,同無產階級民主國家向非國家(“國家的消亡”)的“過渡”區分開來。考茨基和王德威爾得之流的折中主義和詭辯術,為了迎合資產階級,抹殺了階級斗爭中一切具體的和確切的東西,提出了“過渡”這個一般概念來掩蓋(現代十分之九的正式社會民主黨人都借此掩蓋)背棄革命的行為!”(列寧:《無產階級革命的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寧選集》第三卷,第680頁)

 

至于通常批評的階級斗爭為綱和“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時,同樣具有用二元論眼光、脫離語境看待歷史的問題。

按照《毛澤東年譜》1962年9月24日記載,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開幕會議時,在談到列寧關于資本主義復辟的告誡和人類社會進程中舊制度復辟時提出: 

“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我們可以現在就講起,年年講,月月講,開一次中央全會就講,開一次黨代表大會就講,全黨提高警惕,使我們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這次講話也強調了階級斗爭和各項工作的關系:

“還有一點,要分開一個工作問題,一個階級斗爭問題,決不要因為對付階級斗爭問題妨礙了我們的工作。這一點,請各部門、各地方的各位同志都要注意。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本來是要研究工作的,后頭來了一個風暴,大家都搞階級斗爭,就把工作丟了……同志們回去傳達的時候,也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階級斗爭和它平行,不要放在很嚴重的地位。我們不要受干擾,不要讓階級斗爭干擾了我們的工作。大量的時間要做工作,但是要有專人對付這個階級斗爭。”(《毛澤東年譜》1962年9月24日)

 

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要平衡發展,從政治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的原則看,毛澤東同志一直在警惕政治經濟二元論,無論是把階級斗爭為綱解釋成脫離生產,大搞階級斗爭的傾向,還是唯生產力論都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一直受到毛澤東同志的批評和糾正,即使在文革混亂時期。從歷史事實出發,我們不能用唯生產力論的二元論糾正空頭政治和階級斗爭擴大化,從一個傾向走到另一個傾向。
 
從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兩級分化體現的主客觀分離矛盾初步暴露,這些現象最先引起了第一代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反思。受到文革沖擊的彭真同志在晚年認為四項基本原則應高于改革開放。張愛萍同志認為哪個階級都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的本質應該是共同富裕,公平正義。王震同志在生命最后時刻提出,毛主席早看了50年。陳云和李先念同志對黨內走資派的客觀存在產生醒悟,改革開放十周年前后,陳云同志提出,中國離開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必將亡黨亡國。
 
這些老一代革命家的晚年醒悟,是久經考驗的戰士畢生追求真理的經驗總結,值得后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充分重視。特別應關注被審查、關押、監護前后長達16年之久的習仲勛同志在晚年參觀韶山毛主席故居時留言:“堅持毛主席親自詮釋的毛澤東思想。”這個觀點要求在看待歷史問題時,堅持歷史真實,立足具體的時間、地點、條件,力戒從理論到理論,從文件到文件,才能忠實于學術研究,實現黨性和學術的統一。
 

4,實事求是和精英主義之間認識路線的二元論矛盾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對毛澤東思想做出三個歸納: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這個歸納得到了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認可。這是經過真理標準討論以后,我黨在當時的理論成果。這個歸納把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分列,列出了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提及到了二者的聯系,“這樣,毛澤東同志就把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同黨的群眾路線統一起來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但是,一些同志忽略了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之間的辯證關系,忽略了群眾路線對實事求是的決定作用,就留下了二元論“后門”。
 
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兩者作為認識路線、工作方法,作為黨的立場和宗旨,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在一些同志那里,真理標準討論僅僅回答了真理是由實踐來檢驗的,但沒有看到一個關鍵問題:誰的實踐,誰來檢驗?因此對于一些同志來說,當時的真理標準討論是不徹底的,具有時代局限。
 
唯有實踐,才有思維和存在即主觀和客觀統一的可能,而歷史唯物史觀決定了以人民群眾為主體的社會實踐,才是認識社會科學真理性的唯一途徑。“歷史上活動和思想都是群眾的思想和行動,歷史的活動是群眾的事業”(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1846年2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04頁)。“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卻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毛澤東:《<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月,《毛澤東選集》第三卷,790頁)

 

對于群眾的作用,如果說,馬克思恩格斯主要做了理論闡述,列寧和毛澤東則進行了偉大的實踐,做出了深入總結。列寧認為:“生氣勃勃的創造性的社會主義是由人民群眾自己創造的。”(《列寧全集》第26卷,269頁)毛澤東依據的實踐更為豐富,規模更為廣泛,時間跨度更長:憑借五分之一人類從奪取政權到鞏固政權的半個多世紀的空前實踐,毛澤東同志進一步總結為,是堅持奴隸史觀還是英雄史觀。
 

習近平繼承了導師,指出: “前進道路上,我們必須始終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我們的奮斗目標,踐行黨的根本宗旨,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尊重人民群眾在實踐活動中所表達的意愿、所創造的經驗、所擁有的權利、所發揮的作用,充分激發蘊藏在人民群眾中的創造偉力。”(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18年12月18日))習近平的這個講話從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把實踐-認識-實踐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統一起來,把我黨是人民的公仆、群眾的學生和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三種角色結合起來

 
不重視社會實踐、群眾路線對實事求是的決定性作用,在方法論上,就留下了機械分裂而非辯證聯系的二元論缺口,最終為英雄史觀、精英主義留下空間,必然引向理論脫離實際,領導脫離群眾,主觀脫離客觀的二元論。這個理論缺陷,與改革開放以后精英主義泛濫,群眾路線淡化,使一些改革把人民群眾由改革的實踐認識主體錯位為改革的對象,有思想認識上的因果關系。
 
權力實踐檢驗、精英實踐檢驗,一個共同的思想特點是用實用主義混淆社會實踐檢驗,一個共同的表征是思想和行動上而非口頭上排斥人民群眾路線。如果說,最初是對極左的矯枉過正,那么,一旦權力真理觀、實用主義真理觀橫行,一聲實踐檢驗,就可以任意否定由社會實踐檢驗了的相對真理,就可以按照需求曲解馬列經典,就可以溫水煮青蛙,實現社會主體的漸變轉換,由昔日的工農兵漸變成了官商精英,例如在各級人大政協,在輿論界。其結果,自然以主客觀分離為特征。這些現象在十八大以來有了扭轉,但矛盾依然尖銳存在。
 
以少數人的實踐,取代多數人的社會實踐,自然只能實現少數人先富的主客觀統一。對于多數人來說,往往只有實踐形式包裝的空話、假話。多年來醫改越改越貴,教改越改窮人離優質資源越遠,房改越改房奴越多,80、90、00后越來越發現生而貧窮,階級固化。百姓憎惡一些官員敗壞了黨的理論聯系實際傳統,形式主義滿天飛的低級紅高級黑,成了十八大以來整治的重點。長期實踐證明:思想方法上的二元論時刻危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生命力。解決這些問題,首先就要克服理論與實踐的二元化,用“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來更加準確地定位實踐標準。
 
結  語
 

列寧指出:“可以把辯證法簡要地規定為關于對立面的統一的學說。這樣就會抓住辯證法的核心,可是這需要說明和發揮。”(列寧:《辯證法的要素》,1914年9-12月,《列寧選集》第二卷,412頁)

 

毛澤東聯系實踐總結,堅定地繼承了列寧的思想。1964年夏,在談到辯證法時說:“我不相信那兩個范疇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同對立統一平行并列。這是三元論,不是一元論。就是一個對立統一。質量互變就是量和質的對立統一。對立統一也包括否定之否定。”(《毛澤東年譜》,1964.8.18)


在1965年在李達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上毛澤東批注:“辯證法的核心是對立統一規律,其他范疇如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聯系、發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規律中予以說明。……舊哲學傳下來的幾個規律并列的方法不妥,這在列寧已基本上解決了,我們的任務是加以解釋和發揮。”(《毛澤東年譜》,1965.12)

 

二元論和多元論,是對立統一法則的敵人,在工作實踐中受到毛澤東高度警惕。例如1959年2月1日,在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會議上毛澤東同志提出:“主觀計劃合乎客觀規律的問題,我想是不是不講成兩件事,是兩件事的對立統一。主觀能動性必須反映客觀實際。”(《毛澤東年譜》1959.2.2)


1964年3月24日,毛澤東同志說:“階級斗爭、生產斗爭、科學實驗三者必須結合。只搞生產斗爭、科學實驗,而不抓階級斗爭,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奮,還是搞不好生產斗爭、科學實驗的。只搞生產斗爭,不搞科學實驗,行嗎?只搞階級斗爭,而不搞生產斗爭、科學實驗,說擁護總路線,結果是假的。”(《毛澤東年譜》,1964.3.24)

這些就是對二元論和多元論的批評。這些理論總結,對于我們今天樹立對立統一的思維方法,克服形而上學,正確實踐改革開放,有深遠的意義。
 
2019-11-7,
謹以此文紀念十月革命勝利紀念日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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